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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学的传衍，至唐代贞元、元和年间，生出古文一派。韩愈化用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说，别出心裁地建立了“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的古道传承系统。欲求古道，须通古文。韩愈主张恢复先秦两汉源远流长的散文传统，上规六经，下逮《庄》《骚》，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创造出陈言务去、言必己出、文从字顺、奇句单行的新体散文。于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成为唐代古文运动的旗帜，文以明道，文道融合，成为古文一派的追求与坚持。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学，至清代演绎具化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乾嘉之际，在回归儒学原典的学术背景下，考据之学，陡然有主霸坛坫之势。古文之学的代表方苞，继续坚持古文一派传统，以“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作为行身祈向，以“义法”说、“雅洁”说建立了桐城派古文艺术论的基石。稍后，乾嘉考据学派如日中天，姚鼐离开四库全书馆，在南京讲学授徒，真正揭起桐城派旗帜，成为桐城古文一派的实际组织者、创始者。姚鼐在汉学哓哓鼎沸之际，据理陈言，维护古文一派的地位和利益：“鼐性鲁知暗，不识人情向背之变、时务进退之宜，与物乖忤，坐守穷约，独仰慕古人之谊，而窃好其文辞。夫古人之文，岂第文焉而已，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君子之志；而辞足以尽其志者，君子之文也。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鼐之求此数十年矣。瞻于目，诵于口，而书于手，较其离合而量剂其轻重多寡，朝为而夕复，捐嗜舍欲，虽蒙流俗讪笑而不耻者，以为古人之志远矣，苟吾得之，若坐阶席而接其音貌，安得不乐而愿日与为徒也。”（《复汪进士辉祖书》）对文道关系，姚鼐持“达其辞则道以明，昧于文则志以晦”之说，突出文章之学至高至贵、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时，也体会到道与文歧而为二，可能给古文写作所带来的紧张。
姚鼐弟子中，方东树最有批判精神。其论方苞之文重滞不起，其背后原因，在于韩愈所得道，由于自得，故文有精神；而方苞所得道，是程朱之道，故重滞不起：“先生则袭于程朱道学已明之后，力求充其知而务周防焉，不敢肆；故议论愈密，而措语矜慎，文气转拘束，不能闳放也。”“乡使先生于程朱之前，而已能闻道若此，则其施于文也，讵止是已哉！”（《书望溪先生集后》）过分拘泥于特定的思想规范而不得不走入古文艺术的误区，在经学高居庙堂、君临一切的时代，面临学行、文章两下兼顾，以至于无可怡悦尴尬的古文家，又何止方苞一人？与其追求说理之精、持论之笃而措语矜慎、文气拘束如方苞，不如模范“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疏古、浑直恣肆”的韩愈，方东树对先师前辈的批评，体现出古文家的艺术良知，也体现出古文家古文至上的价值取向。
曾国藩参与改造中兴桐城派是在湘军与太平军对峙期间。战争对峙使处于亘古未有之变局的中国士大夫，不再安心于“为往圣继绝学”的书斋生活，而时时觊觎着“为万世开太平”的机遇。学术界喧嚣一时的汉宋之争虽波澜未平，沟壑仍在，但其间的火药味已大大淡化，并逐渐出现调和兼容且向经世致用方向转化的趋势。受道、咸年间学术风气的影响，着手中兴、改造桐城派的曾国藩，其论文与道的关系，则又常常将义理、考据、文章学问三事，与经济、立德、立功、立言的话题纠合在一起。曾国藩为官京师之初，曾向湖南学者唐鉴问学，唐鉴告之以学问三事。对于唐鉴所言，曾氏有所遵循，有所变更。其遵循者，如以经济附着归属于义理，注重以经世致用礼乐典章规范，充实于以讲求君臣、父子、夫妇人伦道德为主的义理之学，使义理之学代表的“道”更切于日用人伦。其变更者，则在用力于义理之学的同时，并不鄙薄文章之学，且于文章之学，孜孜以求，乐此不疲。
曾国藩关于古文价值的认识，当以“坚车行远”说为核心。“坚车行远”说在曾氏入京师初涉学术之际即已形成，历久而愈，笃信不疑，《致刘蓉》坦言自己的为学经历：“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诫有可取……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此后，在安庆大营时，曾国藩遂以“坚车行远”之说，鼓励门下幕僚弟子。曾国藩又以为：以辞章作为载义理经济之道而行远的坚车，并不是一件不学而能的事情。其《复刘蓉》信中论事功与文章，以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文、道并至之境，非常人所能到达。正因为为“文道合一”的艰难所困，曾国藩还曾发“赤地新立”的大愿：“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如昌黎《原道》、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章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家当，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致刘蓉》）义理演述多为正襟危坐、精微细密之言；古文之写作则推重雕龙文心、珠圆玉润之笔。这正是宋代以后文人无不踌躇满志，以文道并至为鹄的，而真正能身体力行，兼至交尽者却寥寥无几的原因。与其“学行程朱”“文章韩欧”，两下兼顾，以致无可怡悦如方苞，反不如痛下决心，扫荡旧习，赤地新立，做一回堂堂正正、无所羁绊的古文家，也许别有一番酣畅，别有一番文境。曾国藩被称为清王朝最后一位通儒，而桐城派恰恰正是从这位中兴者开始，下定了与徘徊于义理、辞章之间顾此失彼的尴尬与痛苦告别的决心。
曾国藩门下从事古文写作的四大弟子中，惟吴汝纶为桐城籍人。吴汝纶在张裕钊、薛福成等同门去世之后，又亲历了震撼人心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在洋务运动破产，湘乡派讨论经世要务、摭谈当代掌故之文成为弃履之后，复致力于湘乡派文向桐城派文的复归。吴汝纶成为桐城派掌门人后，其教人作文，仍以方、姚之文为当行本色，而以曾、张之文为变风变雅。变风变雅尚可接纳，志在经济，于文事固有不暇者，则很难目之为文士。其与弟子姚永朴、姚永概论文，则直接告诫，说理说经不易成佳文：“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侍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易赴。”（《答姚叔节》）吴汝纶以为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烦琐，考证之赅博，皆于文体有妨。
从方苞到吴汝纶，桐城派作为一个几乎与清王朝相始终、绵延二百余年的散文流派，其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无不审时度势，坚持古文家的立场，追求文道合一的古文境界；同时也对“学行程朱，文章韩欧”的两重标准，给古文创作所带来的紧张与冲突，不断反省，不断调整。桐城派在理论认识上的继承扬弃、吐故纳新，正符合文学流派“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的发展规律。以文道关系为主线，可以以最简短的笔墨，描述桐城派发展的历史轨迹。
（作者：关爱和，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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