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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樊树志，祖籍辽宁鞍山，193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明清史专家，江南社会经济史学科的代表性学者之一。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62年毕业，留校任教，1991年任教授，1994年任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万历传》《崇祯传》《晚明史》《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重写晚明史》等学术著作，编著有《国史概要》《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等教材。
樊树志教授曾感慨：“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我五十岁以后。”其实，他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就踏入了学术之门。他的本科毕业论文以明清漕运为题，获得史学家陈守实教授的高度赞赏。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学问积累，樊树志的著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都呈“后来居上”之势。不久前，他更是以十年之功独力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当多数退休老人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之时，樊树志选择继续读书、写书、讲学，“把学术研究的时间延伸了二十年”，以弥补青年时代错失的时光。这是一个属于学者的、纯粹的选择。
一
五十岁之前，樊树志主要投身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他经历、见证了中国历史学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僵化走向变革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樊树志逐步形成了个人的治学理念与特色，坚持以实证作为历史研究的第一要义和出发点，注重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同时不放弃宏观理论层面的探讨，敏于思考长时段、全局性的历史问题。在此后的晚明史研究中，他的这一风格展现得更为突出，且更具有自觉性。
完成于1983年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外学者以往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亦展现了他这一阶段个人研究的原创性。在此书的明清部分，樊树志将明清时期的土地关系放在国家土地管理体制、人口耕地关系、赋役体系的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商业化的复杂背景下综合考察，并重点对明清时期的“一田二主”现象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20世纪以来的中国土地关系史研究，以所有制问题的理论争辩及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国家土地制度”为核心，对材料丰富的明清土地关系反而讨论不多，而“一田二主”这类难以在传统史学理论框架下定位的历史现象更易被回避。将樊树志的著作放在这一学术脉络下，其创新性显而易见。尽管限于当时的资料条件，此书对民间契约文书的开掘利用尚不充分，但樊树志广泛搜集地方志、文集、笔记、日用类书、政书、例案等文献记载，较早对“一田二主”这一土地现象作了系统讨论，明确将田面权定义为所有权，对于部分学者仅视之为使用权的早期观点作了有力纠偏。他将“一田二主”制的形成与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联系起来分析的思路，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仍属卓见。
毋庸讳言，土地关系史研究在樊树志的学术道路上有过渡性质，《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的行文措辞、分析模式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正是在这一阶段，樊树志的学术视野和治学理念开始转变，这突出体现在对海外优秀研究成果的重视和学习上。对海外同行研究的关注，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走向了江南市镇研究。1980年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与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联合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施坚雅提交了一篇长篇论文并作现场报告，在此之前，樊树志已经注意到施坚雅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和城镇体系的著述。在这次会议上，他进一步了解了区域体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感慨道：“（施坚雅）这篇长达一百多页的论文，确实有点像‘天书’。这是由于长期以来学术交流不畅，使我们对区域系统分析方法，以及运用区域研究方法研究市场经济与城市化现象感到陌生的结果。”在这样的契机下，他开始从事江南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并很快将重点聚焦到市镇经济上，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论文。
南浔、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如今，这些古色古香、恬淡宁静的江南小镇让人们神往，而樊树志通过研究再现了它们曾经的模样——明清时期的市镇，一个个充满经济活力的工商业中心。1987年，樊树志五十周岁，《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脱稿（迁延至1990年正式出版）。那时，随着中外学术交流通道的打开，互访活动日渐频繁，樊树志获得了更多同海外历史学界交流的机会。1983年，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森正夫在复旦大学访问六个月，其间与伍丹戈、樊树志组织了三人研究会，定期讨论明代江南官田与民田问题。1986年6月至12月，樊树志到日本关西大学访问，并应邀至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发表学术讲演，还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明清班”的研讨活动，讲演或“研究发表”的主题均是他正在从事的江南市镇研究。回国后，他多次陪同日本学者考察江南市镇。森正夫回忆，这一时期日本的江南区域史及江南市镇研究，实得益于樊树志的到访及讲学交流。
当时，国内明清经济史学界有一股关于市场与贸易的研究热潮，《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在这股热潮中，不少学者仍是从“资本主义萌芽”出发，试图从“流通”中寻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或不发展的原因。在《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中，樊树志跳出了生产关系更迭、“发展或停滞”两分的思路，以乡村的都市化（城市化）、区域和国内市场网络的结构与功能作为论证重心，从而真正实现了明清经济史问题意识和研究思路的转型。这与他积极学习和吸纳海外中国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分不开的，也使得他的江南市镇研究能够反过来享有国际声誉。在这部高度实证化的史学著作中，樊树志在细致爬梳江南各地地方志，特别是大批稀见的市镇志资料的基础上，描绘了江南市镇体系的面貌及其发展历程，对市镇的数量、地理分布、空间结构、社会文化，尤其是其经济功能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此书完善了由史学家傅衣凌提出的“专业市镇”研究范式，除了对棉布、丝绸、粮食这三类典型的专业市镇作了比前人更为翔实、全面的分析外，还提出交通业、盐业、渔业、编织业等十余种专业市镇。他敏锐地注意到，这些市镇不同的经济特色背后，是由市场扩张带来的手工业专业化生产和地域分工，这种专业化分工格局又将整个区域经济联结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
20世纪90年代以后，樊树志的学术研究重点虽已转向晚明史，但他一直维持着对于江南市镇研究的关注及对相关理论问题的思考。2005年出版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对1990年出版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进行大量增补和修订，纳入后续的研究和思考，篇幅几乎增加一倍，是樊树志江南市镇研究的总结和集大成之作。
二
20世纪90年代，国内明清史研究展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历史人物传记在一段时间内受到社会公众的欢迎。以《万历十五年》为代表的普及型历史著作令学界耳目一新，并引发了关于历史写作模式的讨论。樊树志在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向，与此有着密切联系。
1990年，樊树志应邀为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历代帝王传记”丛书撰写明代万历皇帝、崇祯皇帝的传记，樊树志的主要研究方向从此由社会经济史转到了晚明史。1993年《万历传》出版，1997年《崇祯传》出版。此后，樊树志在花甲之年开始学电脑，完成了体量超百万字的两卷本《晚明史》，2003年出版后广受好评。他本人则谦逊地说，《晚明史》“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决定再下几年苦功夫，广泛涉猎史料，重新构思”。退休后，樊树志“每天工作五个小时，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坚持不懈，最终撰成五卷本、200万字的《重写晚明史》。上述著作在学术界及公众读者中均产生了巨大反响。如《重写晚明史》的第一卷《晚明大变局》，作为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取得了十余万册的销售量，一时成为热点文化现象。
对于樊树志的晚明史著述，学界的评论多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生动细腻的叙事史风格，二是基于全球化视野的宏大史观。这两个方面乍看似乎处于学术研究风格光谱的两端，却能在樊树志的笔下相得益彰、完美交融。关于前者，南京大学教授范金民20年前的评价仍是精准到位的：“梁启超说，只有材料而文字欠优的史著，只是粗糙的史学。如《晚明史》这样可以与古人对话的史书，材料与文笔兼胜，说它是精品，恐不为谀。”“全书以叙事方法，用优美的文笔、流畅的语言，反映晚明斑驳陆离的历史。书中随处可见赏心悦目、形象生动而又精审到位的文句……读来栩栩如生，犹如身临其境。”
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樊树志深入思考历史研究在学术性与普及性、严谨性与可读性之间应有的平衡，尝试在历史写作中结合深度与趣味、分析与描述，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写作风格。这是一种让学术著作走向大众的努力，更是追问历史学未来发展前景和趋向的一种反思性的写作实践。樊树志严厉批评当代西方史学过度专业化，“把活生生的充满人类丰富多彩活动的一幕幕活剧，写成了抽象的社会蓝图或数理模式”，倡导学者的历史写作“心中一定要有读者”，决不能“孤芳自赏，枯燥乏味”。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21世纪以来，樊树志除了学术著作以外，也积极在各类报刊上写作随笔、札记，尝试更加靠近社会公众的历史写作。文章主题多聚焦于明代历史上各阶层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后来相继结集成书，成为樊树志晚明史写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随笔、札记的写作，对可读性的追求都不意味着放弃学术的基本要求和准则，讲述不等于虚构，“生动活泼”不意味着戏说。樊树志多次强调史料依据在历史写作中的基础地位，反对诸如“历史的细节和对话可以虚构”之类的说法。出现在他著作和随笔中的“情节”“对话”全都来自文献记载，而且，由于晚明史料纷繁芜杂，他强调对于这些记载必须首先进行考订，在审慎辨析的条件下加以取舍。在史料的辨析、考证和综合利用中，他还引入了心理分析方法，以此“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这里的“心理分析方法”并不意味着运用了多么高深的心理学理论，实际强调的还是史料解读如何深入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之中，从“人”的思想情感、立场动机、利益诉求等方面，探析史料记载背后的历史真实，解读历史人物的行为或活动。做到这一点，“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庶几可能。樊树志的这种尝试在其著作中随处可见，以他对张居正和明神宗关系的探讨为例，他在前后著述中均极为重视的一段史料，是万历八年张居正“乞休”时神宗转述慈圣皇太后“内外一切政务，尔尚未能裁决”“待辅尔到三十岁，那时再作商量”的上谕。这一记载见于张居正文集，其表面语境当然是体现皇太后和皇帝对于张居正的信赖和荣宠，樊树志则揭示出其间神宗可能的心理活动及其影响：“对于朱翊钧而言，在母后眼里，自己还是个孩子……似乎意味着张先生在世一日，亲政便永无指望。物极必反，朱翊钧对张居正由崇敬向怨恨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伏笔，张居正一旦死去必将有所发泄。”
这样的解读并没有直接的文本证据可依，确实只是对历史人物“心理”的一种推测，但因为能够站在当事者的处境和立场上，基于其性格和动机来揣摩，其解释便极具说服力。除了这一类直接的分析，樊树志在写作中还每每以生动的叙事和极具张力的笔法，呈现官方文献中有关张居正与神宗日常相处的堂皇记载，拈出其中的幽微之处，通过诸多克制而绵密的叙事，提醒读者，张居正的身后悲剧在某种程度上是性格悲剧，又是试图规训皇帝的权臣、士大夫必然面对的体制性悲剧，而明神宗在类似故事中累积的负面心理因素就人之常情而言亦可理解。这样的叙事和解释不但比单纯铺陈史料更具有说服力，而且确实做到了“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的写作目的，在学术和叙事艺术上都取得了成功。
在强调贴近公众、雅俗共赏的同时，樊树志没有放弃历史学家对于宏观历史问题的深入思考，并旗帜鲜明地倡导“宏大叙事”的价值。两卷本《晚明史》以“‘全球化’视野下的晚明”作为导论的标题，初步提出随着15—16世纪的早期“全球化”，中国历史的进程面临深刻变化，这一观点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2004年6月，樊树志在媒体撰文，首次提出“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命题。2015年出版的《晚明大变局》进一步从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方面对晚明的历史变迁作了全面论述。“晚明大变局”的提出，一方面是与人们熟悉的“晚清大变局”说对话，提醒人们将“变化”的眼光从近代史向前延伸，重视历史进程的延续和动态性质，避免对于前近代产生“停滞性”的刻板印象。另一方面，若与“资本主义萌芽”“市场发展”及“社会转型”等传统的“晚明变迁”论比较，“大变局”说又胜在不再单纯从传统中国社会内在变迁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更多地强调外来的、“全球化”的影响。樊树志就此明确指出：“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
樊树志对具体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讲述，并非单单着眼于个体的“故事”，而是蕴含着深切的历史关怀。对专制政治的黑暗、颟顸及其历史失败的批判性分析，对其历史影响和负面作用的反思，是贯穿樊树志晚明史研究的核心主题。这不但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也在他普及性的历史写作中展现出来。
三
现在已是米寿之年的樊树志，身体依然健朗，思维敏捷。《重写晚明史》修订完成后，他笑称总算是正式进入了“退休”状态，但一直保持着读书看报的习惯。他不用手机，很少上网，谈论学术和历史写作，仍是他最专注投入的时候。有人上门求教，他情绪饱满，声音高亢，依稀可见当年在大教室中为莘莘学子授课时的风采。他之所以年近九旬仍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除了规律健康的生活方式，阅读和思考、保持一种不为外物所动的读书人的纯粹，当是最为重要的原因。
与同时代人相比，樊树志的人生道路并没有什么跌宕起伏、波谲云诡的“精彩”，显得有些单纯。他在复旦求学、任教半个多世纪，无论外界如何，只是埋首于本职工作。他重视教师的荣誉，在讲坛上倾注了大量心力。
“文革”后，樊树志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中国土地关系史”“江南社会与经济”“明清史与明史研究”等专业课程，在通史课程教学方面尤其成就斐然。他长期为本科生主讲“中国历史（上）”（即中国古代史部分），后又面向全校开设文理基础课程“国史概要”，这门课在学生中口碑尤佳，并入选了上海市精品课程。他的教学风格扎实厚重、一丝不苟，主张教师一定要认真准备讲义，以丰富的资料、精深的研究作为授课的支撑。在通史课程的教学上，他注重吸收各断代史、专题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积极介绍海外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在断代史及专题史课程上，他更多地将自己的研究，包括资料、观点、方法、经验融入教学之中。这使他的课程真正做到了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如同在学术写作中注重可读性一样，把课讲得生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真正吸引学生，是他对自己一贯的要求。他上课不点名，而且公开表示“靠点名来维持课堂出席率是教师无能的表现”。他被公认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课最好的几位老师之一，在讲台上永远情绪饱满、声音洪亮、中气十足，擅于使用表情和肢体语言来加强表达，或谈笑风生，或沉郁悲愤，令听者如亲临其境、感同身受。即便是“国史概要”这样面向全校开设的大课，一两百人容量的教室，从不点名的樊树志也不需要为“上座率”而发愁。
正是因为认真、敬业地对待课程教学，樊树志有意愿也有能力投入教材的编写，而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另一方面重要成就。基于中国古代史课程的教学，他在1998年出版了《国史概要》，此书如一股清流，在体例上打破了以往历史教科书僵化枯索的编写模式，内容上既提炼百家之言，又展现了作者在诸多问题上的独到见解，行文上则忠实展现了樊树志生动活泼的教学风格，出版后迅即风靡。此后，为适应面向全校开设基础课程的需要，樊树志又以新编讲义为基础出版了《国史十六讲》。《明史讲稿》《明史十二讲》则是他为研究生讲授相关课程的讲稿。这些教材都在口碑和销量上取得双丰收，陆续还有英文、韩文及繁体字等多种海外版本推出。
对于樊树志来说，学术与教学上的成就大抵都是埋头耕耘之后水到渠成的结果，而非经由刻意的设计和经营所致。他的身上展现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某些理想品格，一方面是达观、明朗、恬淡，不与人争，于个人名利不强求，但也并非矫情回避。另一方面，他又具有一种质直、率真的个性，能坚持自己的看法。事关学术，他尤其慷慨敢言，有时甚至是不留情面地当面批评。他与多位日本学者保持着数十年的深厚情谊，但他对日本史学界过度强调史料实证、细部研究，而忽视综合、系统性分析的学风也毫无保留地撰文提出质疑。在他这里，学术及相关问题的唯一标准只是学术，拿出过硬的成果和作品是他对自己和学生、晚辈唯一的要求。
生活中的樊树志，是一个和蔼可亲，风度翩翩而极具气质的人。只要他在学校等公共场合出现，大多是西装革履，即便是穿休闲外套或风衣，也一定会有搭配得当的衬衫与领带，连戴的帽子也非常讲究。他特别强调，不要把不修边幅、蓬头垢面当成是学者的“潇洒”，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穿着端庄，也是教授风度、学者风采的一个方面。因此他也经常耳提面命，嘱咐学生要注意个人仪表。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同样是他为人做事一丝不苟的一种体现。
以上诸种个性品质，与樊树志的学术研究风格是一致的：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朴实有力的论证，以及明快、松弛的文风，无不是他为人境界的忠实反映。人格与学术互相成就，唯其如此，方见纯粹。
（作者：黄敬斌、张海英，均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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