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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理学上承宋、元、明，前期兴盛，中期式微。在汉学兴起以后，理学虽然仍然被清政府尊为官方哲学，但是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正如日中天的乾嘉汉学根本无法相比。清嘉道以后，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得到强化，学术风气也发生转换，汉学由盛转衰，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机。晚清理学复兴，主要发生在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等宋代理学家当年讲学的湖南、河南、陕西、安徽、福建等地。其中，湖南宗奉理学的人数尤多，并且形成了一个影响广泛的晚清湖湘理学群体。他们不仅直接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而且积极促成了“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对于思想学术与社会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就时间而言，晚清湖湘理学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在理学刚刚呈现出复兴态势的嘉道年间，湖湘地区就涌现出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多位理学之士。他们均曾求学于岳麓书院，师从山长罗典，不仅自身尊崇理学，而且努力传播理学，为湖湘理学继南宋之后再度活跃打下重要的基础。其中，以唐鉴的学术影响力最大，被视为晚清复兴理学的宗主。咸同年间，湖湘地区又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罗泽南、刘蓉等继起，并且借助湘军网络形成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理学群体。他们多有就读于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或涟滨书院的经历，深受湖湘理学型文化的濡染。以年岁论，则多为唐鉴、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欧阳厚均、胡达源等人的后辈，无论是为学还是为政均深受前者的影响。这一时期湖湘理学的核心人物为曾国藩，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创建湘军，利用师生、同学、宗族、姻亲、同乡等关系，将一大批有着共同学术旨趣和政治观点的湖湘理学士人集结成团，并投身洋务运动，使湖湘理学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在晚清理学复兴的过程中，湖湘理学群体与其他地区的理学士人相比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以唐鉴为核心，当时在京为官，来自全国各地的理学士人如曾国藩（湖南）、倭仁（河南）、吴廷栋（安徽）、吕贤基（安徽）、何桂珍（云南）等共同从其问学，一改乾嘉年间京内理学沉寂的局面，京师理学群体正式形成。唐鉴对京师、湖南乃至全国的很多理学士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除了自己致力于编修《国朝学案小识》，编制出一个以程朱理学为主干的清代学术发展史，还积极推动其他理学士人进行理学著作的编撰，何桂珍、罗泽南等在撰写理学著作的过程中都与唐鉴有过密切的学术交流。何桂珍根据唐鉴的意见，在《续理学正宗》中续补清初理学著作《理学正宗》遗漏的理学传人，构建出一个更为完整的明清理学道统史。罗泽南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在《姚江学辨》中对王阳明的心性学说、知行学说进行了全面的批评，竭力树立程朱理学的学术权威。一时间，在道光朝形成了一个修史辨学、传继道统的高潮，这也是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表征。在《国朝学案小识》中，唐鉴提出要“守道救时”，他说：“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国朝学案小识·守道篇叙》）将“守道”与“救时”紧密结合起来，强调“内圣”与“外王”的合一。由于对唐鉴“守道救时”说的领悟各不相同，从唐鉴问学的理学士人或重视“守道”，或强调“救时”，最终形成了两种理学治学路向。可以说，晚清理学主敬派、理学经世派均发端于此。
咸同时期，特别是同治年间，晚清理学的社会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这一时期，以倭仁为核心的理学主敬派在京师多居于高位，以曾国藩为核心的理学经世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势力也急速扩张，呈现出理学盛极一时的局面。理学这一兴盛局面的形成，与湘军集团的军事与政治影响密切相关。湘军集团不但是一个军政集团，还是一个文化集团，其核心首脑基本由晚清湖湘理学士人组成。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派的主体，晚清湖湘理学群体重拾经世传统，并结合时代特征形成了新的学术特色，扩大了经世之学的内涵。他们开掘出理学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并积极将自己的义理经世主张付诸实践。在出山之前，他们致力于以“礼”化“俗”，通过在家乡讲学施教，力图使地方上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道”的熏陶。在出办湘军之后，他们借助日益强盛的兵威，更将影响施加于全国。利用宗族制度， 恢复社会秩序；改良吏治，维护社会秩序；转变风尚，重塑理学价值观念。他们以义理经世为救时的主要途径，不仅纠正了理学末流“重内轻外”的弊端，推动了晚清士林讲求经世之学风气的盛行，而且身体力行，在军事、政治、文教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因此说，经世致用虽然并非晚清湖湘理学所独有，但是其义理经世特色却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既有主张，又有实践，从而与同时期趋向于经世的今文经学、汉学等儒学其他流派显著区分开来。对此，清末湖南士人曾廉评价说：“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应诏上封事》）对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社会政治影响，进行了极高的评价。
理学虽然在晚清一度复兴，但是终如昙花一现。光绪朝以后，在西学的冲击下，理学后继乏人，迅速衰落，湖湘理学也是如此。晚清湖湘理学群体的核心人物曾国藩于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病故，重要成员郭嵩焘于1891年（清光绪十七年）病故，至此，晚清湖湘理学士人已经凋零殆尽，影响渐失。此后，湖南虽然有谭嗣同、杨度等继起光大湘学，但是都与理学无关，晚清湖湘理学中再未产生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人物。究其原因，湖湘理学虽然注重回应时代，但是由于在学理上鲜有创新，最终没有达到学术更新的目的。对于西学，湖湘理学基于经世理念，虽然有所吸纳，但是主要在于对“西技”的学习，不涉及在融汇中西的基础上对理学基本观念的发明与再造，与宋代理学初兴之时对佛教的包孕再生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中国历史上佛教东来并不伴随着武力入侵，而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却与船坚炮利相伴而来，可见，晚清中国面对的形势更加严峻。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后，流传日广，在南北朝隋唐时期达到鼎盛，宋代以来佛教则被彻底中国化、儒学化。在应对佛教的过程中，儒学经过长时间的低迷，本身也如凤凰涅槃重生般，孕育出理学这一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晚清中国，国家衰败，社会停滞，西学强势，使得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学术困难重重。近代以来，儒学各派面对危机都在不同程度上尝试学术更新，其中以晚清湖湘理学最具代表性，但最终都没有改变自身乃至儒学总体衰落的命运。事实上，文化濡化、文化重建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曲折而漫长，如不过分苛求前人，晚清湖湘理学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并且留给今人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作者：张晨怡，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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