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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持续推进，新成果层出不穷。关于中华文明的研究、阐释与普及工作，在多个角度和维度都得到拓展。这些工作都在尝试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
近日看到石洪波撰写的《“玉”见中国：玉器文化与中华文明》（以下简称《玉见中国》）一书，深有感触。这是他多年在古代玉器方面教学与研究的心得，在一定程度上对“何以中国”作出回答。书中对各种国宝玉器的造型、文化元素、工艺、来历流传等均有生动的呈现，引导读者从玉中见中国，了解中华文明。
玉见礼仪之邦
随着2022年“郧县人”3号头骨的发现，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发展历程便清晰地呈现出来。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一直是热点，老一辈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苏秉琦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影响较大，该说反映了中华文明在起源阶段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这些历程均有出土文物加以证明，其中玉器是最典型的物证之一，其发展史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密切相关。
《玉见中国》一书从9000年前的小南山遗址开始，讲述中国各地玉器的基本特征，体现出中华文明的多元性与创造性。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玉玦。从9000年前开始，玉玦就已经在小南山遗址中出现。此后，玉玦逐渐向南传播，经辽河流域到达黄河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在史前时期便已铺满中华大地，包括台湾地区的卑南文化遗址也有玉玦形器出土。这一历程说明，在中华文明的多元发生过程中，各区域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不仅存在，而且十分频繁。也就是说，中华大地上的文明“多元”发生之时，已经内蕴着“一体”的因素。
更值得一提的是，几乎所有重要的史前遗址均有代表性的玉器出土，这些玉器往往是礼仪祭祀活动的典型物证。玉器作为代表性礼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最主要特征之一。进入历史时期之后，这种特征也一直在延续。《玉见中国》中讲述了数个玉器的案例，比如“中华第一玉龙”，是中华龙图腾的最主要物证，是先民祈雨的媒介；良渚“玉琮王”，可能是良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首领的身份象征，它身上镌刻着良渚文化“神人兽面纹”的最标准形态；还有商代武丁王后妇好心爱的玉凤、在历史中时隐时现的传国玉玺、偶然发现的可能是吕后执政象征的皇后之玺、元代的渎山大玉海、清代的“大禹治水图”玉山等，都蕴含着丰富的礼仪内涵。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内涵丰富而又深厚的礼仪文化，通过玉器等物证，沉淀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程中。
玉见历史发展
中华文明历5000多年岁月磨砺，在世界古代诸文明中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最能证明这一突出特性的就是玉器。青铜器、陶瓷器、漆器等遗物，大多只在某些历史时期比较发达，但古代玉器出现最早、历代不绝，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前行，在史前和历史各时期均有代表性器物。
史前玉器如同文化之花，开满中华大地。如凌家滩文化的玉版和玉龟壳、石家河文化的“中华第一玉凤”等，在体现区域文化特征的同时，也共同呈现出中华文明的最初面貌。
在青铜文明高度发达的三代时期，玉器亦不遑多让。玉柄形器可能是三代礼制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物证，镶嵌绿松石的夏代绿松石龙、铜牌饰等，体现出铜玉并用的发达制作工艺；出土玉器多达755件的妇好墓，更是商代玉器的集中展示；到周代，玉器成为人们贴身使用的礼器，诸如“周礼六器”、“六瑞”、组玉佩等，昭示使用者的身份、等级、权力和地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而这一时期，有别于礼玉的装饰玉获得蓬勃发展。
秦汉时期葬玉发展到顶峰，以玉衣为代表，将“以孝治天下”的秦汉社会文明清楚地表达出来。此外，玉器仍带有强烈的政治功能，尤以代表皇权、爵位、官位的玉印最为突出，这项功能一直延续至清代。
魏晋隋唐时期的玉器体现出丰富的文明交往内涵。魏晋时期边疆民族进入中原，隋唐时期丝路上交往频繁，这些都为玉器的发展注入新的元素。如隋炀帝墓的十三环金玉蹀躞带、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等，都是文明交流的最好见证。
宋元明清时期，城市生活中的市民化特征鲜明，玉器的发展相应地表现出世俗化、平民化的趋势。从宋代开始，玉器似乎已经进入千家万户，文房用玉更是大兴，佩玉逐渐成为全社会的普遍风气。宋代以后的文人墓葬，几乎都有与书房文化活动相关的玉器。此外，仿古玉器的出现，也是玉器世俗化的一个结果。辽、金等政权深受中原玉文化的影响，通过春水玉、秋山玉等，展示出独具特色的生活场景。古代玉器因此既具备上层礼制的丰富内涵，也具备下层人民的生活气息，逐渐地深入古代人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玉见中国》以总论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近乎全景式地展现出古代玉器与中国古代文明相伴发展的万年史诗画卷。
玉见文明魅力
正因为玉器与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相伴相随，可以通过玉器观察到几乎每个历史时期的中华文明图景。
玉器中有民俗文化。从汉代开始，玉器中往往表达出驱邪、禳灾、追求吉祥的寓意。玉双卯四面所刻铭文，表达祛除疾疫的美好愿望；玉司南佩可能具有指示方向的含义；玉辟邪则明显用以驱邪。故宫博物院藏“长乐”谷纹玉璧、扬州老虎墩出土的“宜子孙”玉璧等，更是直接用文字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自宋代开始，婴戏作为一种喜闻乐见的民俗主题，不断出现在玉器上，大约是因为婴儿憨态可掬，最能反映民俗生态。元代的渎山大玉海为盛酒之用，让人忍不住想象元世祖忽必烈大宴群臣时，众人从这个大酒瓮中取酒的豪迈。明清时期，体现民俗文化的玉器更加丰富，往往采用谐音等方式来表达某种美好的愿望，如明代梁庄王墓出土玉叶组佩，以玉叶象征着金枝玉叶、玉瓜象征瓜熟蒂落、玉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玉桃象征福寿平安、玉鸳鸯象征百年好合、玉鱼象征鱼水深情，可谓是集民俗文化之大成。
玉器中有“动物世界”。从史前时期开始，玉器就在不断地雕琢现实中人们所见和所构想的各种动物，以红山玉器最早最典型，包括后来的良渚玉器、凌家滩玉器、石家河玉器等。其中，写实动物有猪、鸮、蝉、虎、龟、鱼、蛙、鹰等，神话动物有龙、猪龙、凤等。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动物世界”不断扩大，写实动物囊括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和水里的游鱼，神话动物则在龙凤的基础上不断衍化增加。古代玉器中动物形象的演变，堪称一部中国古代动物史。其中还能看到一些有趣的变化，三代及以前，鸮在农业生产上有捕捉田鼠的作用，所以玉鸮较多且圆润讨喜；铁器时代到来后，农业生产力大幅提升，鸮的作用急剧下降，或许由于其夜间活动和叫声不佳等原因，在玉器中几乎消失不见。
玉器中还有中外交流。隋唐时期，佛教文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是中外交流的结果，而玉带板上经常能看到的胡人乐舞图像则更为典型。明代玉器具有镶嵌宝石的独特一面，尤以梁庄王墓出土玉器最为典型，这些宝石极有可能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而且在郑和下西洋停止后，从域外输入宝石的渠道依然存在。清代玉器上最为典型的中外交流当数乾隆皇帝仿造痕都斯坦玉器。乾隆因为喜爱这类玉器，便下令仿造，以致今天的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为数不少的仿造痕都斯坦玉器，这些都是中外交流的见证。
当然，古代玉器中的中华文明图景并不只有上述这些。中国人在广袤的大地上创造出璀璨的玉器文化，在史前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皆有表现，它们共同构成玉器中的中华镜像，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永恒魅力。
（作者：蒋重跃，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法家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