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学人小传
马良春（1936—1991），辽宁盖县（今盖州市）人。196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进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历任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曾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会长。著有《鲁迅思想研究》《惴惴集》，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等多项大型资料项目。
如今，即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恐怕也没有多少人知道马良春这个名字了。其实他离开我们不过30多年，1991年去世。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活跃于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那十年也是他学术生命中最为绚丽的阶段。他不是在书斋中皓首穷经的学者，他的长处在于学术眼光和组织能力。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历史上，郑振铎先生推出过《古本戏曲丛刊》这种大型资料工程，唐弢先生注重社团流派研究，新时期的马良春正是从这些老师辈的学者手中，接过了这一传统，并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在国家的支持下推动大型学术项目的开展，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前瞻性的工作。
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具体理论问题的推进，需要多年的冷静钻研，空言无益，“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当下，我们正在进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新的理论观点的形成，需要对各学科的家底有通盘的掌握和系统的整理。以资料建设为基础，进而实现理论创新，马良春的工作是对此路径的有力诠释。
结缘文学所
马良春1936年生于辽宁盖县（今盖州市），1958年考入了吉林大学中文系。在给他授课的老师中，有著名的京派作家也是最早一批在高校开设鲁迅研究课程的废名。多年后，马良春为他的同学也是同事李葆琰编选的《废名选集》作序时，还回忆起废名先生授课时的音容笑貌。
大学阶段的马良春便展现出不俗的写作能力，1963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同一年入所的还有北京大学的裴效维、栾勋、郑启吟，复旦大学的王瑛、董乃斌、陆永品、陈全荣，以及四川大学的张大明——他也是马良春20世纪80年代一系列学术工作最为有力的支持者之一。入所没几天，唐弢就专门找马良春等四位分配到现代文学研究组（即后来的现代文学研究室）的青年人谈话，除了介绍文学所和现代组的情况，布置必要的工作任务，让这些初来乍到的青年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弢提到的，做科研，北京是好地方。按照时任所长何其芳的要求：凡是新来的大学生，都必须先到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以便熟悉本所藏书，学会使用资料，养成热爱资料工作、尊重史料的习惯。这个由汪蔚林负责筹建，倾注了郑振铎、钱锺书、吴晓铃等一众名家心血的图书馆，不但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对于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来说，大量民国期刊和原版书籍也是非常宝贵的。只可惜几年后，正常的学术工作被打断了。
“文革”结束后，唐弢带着现代文学研究室成员做的第一项工作便是编辑《鲁迅手册》，一则研究鲁迅有其重要性，二则在唐弢看来，当时的现代室除了樊骏、许志英等少数人具备独立研究的能力，多数人亟须从资料入手，提升自身学识，为以后的科研工作奠定基础。自然，唐弢也有其他考量：个人做的资料有学术个性，集体做的则更周全且更具权威性；文学所现代室有一起做集体项目的基础；作为一家专业的研究机构，也应该去承担高校不便于协调的大型项目——这一点对于马良春日后的一系列学术规划是有深刻启发的。吴子敏、徐迺翔和马良春三人未参与手册的编纂，而是在唐弢的指导下，接手了《鲁迅论文学艺术》的编写工作。这本书在20世纪60年代便有规划，此后工作停顿，书稿遗失，这次重起炉灶，也有新的定位：虽然70年代后期编印过大量鲁迅选本，但多为分类语录式的，失去具体语境，自然妨碍读者准确理解，也损伤了鲁迅文字的多义性。因此三人多采用全文选录的办法，少部分节录。为方便查阅，他们又编制了索引。400多篇选文，每一篇都用卡片注明了相关信息，挂在办公室的两面墙上，三人斟酌选目，平衡内容，举手投足间颇有大将谋划战役时看地图的气势。他们最后选定了70多万字。此书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可能是马良春真正从事学术工作的开端。《鲁迅论文学艺术》出版后一年，他的第一本专著《鲁迅思想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在后记中他就提到这种资料整理工作对他的帮助，专著的内容很多得自于编选资料时的心得。大概同一时期，马良春、徐迺翔和张大明还编选了《“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革命文学”和“两个口号”都牵扯文坛旧事，三人几乎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图书馆和资料室，忙碌并快乐着——这也是他们三人第一次合作，在不久的将来，他们便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资料建设开启了一项宏大工程。同一时期，还有《左联回忆录》，由时任所长沙汀和副所长陈荒煤主持，马良春带领全室同事悉数参与。这是大事，不仅有文献价值，也有政治意义，得到了几乎所有在世左联成员的热情响应。
马良春做事细密周全，较同龄人更具老成的一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他接任了现代室主任的工作，并成为所党委委员。那时，重获新生的文学所，要求所有人团结一致，致力于当下学术工作的发展。一个极具活力的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十年铺路，十年筑基
马良春突然之间就开始忙得脚不沾地。
1979年文学所现代室便确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宏大工程，该工程是国家重点规划项目——这个我们后文细说。同一时期，马良春以其独特的敏感，意识到可以从文学思潮、流派、社团的发展去描述现代文学史的进程，这也会是学科新的生长点。此前，人们对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不满主要在于并未以文学为立足点，如何妥当地处理文学与政治、与社会、与文化，与心理、民俗、地理、美学等一系列因素的关系，真正找到中国现代文学所受外国文学和传统文学的影响，思潮研究是一个有效的且具有充分包容性的途径。
1980年，马良春的想法渐趋成熟，课题组的筹划也基本完成，但如此宏大且超前的课题，仅凭他自己和年轻同事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先是就近请教，唐弢、李何林、钱锺书、王瑶……诸多老师辈的学者为之出谋划策；杭州的孙席珍、天津的朱维之等教授与课题组书信往返，细加讨论；冯至、卞之琳、袁可嘉、任继愈、朱光潜、杨周翰等先生都曾接待过课题组的登门拜访，在充分酝酿之后，文学所现代室在1981年和1983年先后两次组织召开“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学术交流会”，唐弢、王瑶、卞之琳、戈宝权、黄药眠、孙席珍、钱谷融、丁守和、吴奔星、刘柏青等众多学者参会讨论，会议的部分文章以《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为名结集出版。课题组所申报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在1986年被列入国家规划，后又成为中国社科院的重点科研项目。只是马良春的早逝，让他没能参加该项目的最终撰写。后续工作在张大明的统筹下，由张大明、陈学超、李葆琰、刘福春、黄淳浩完成。在该书的后记中，张大明满怀深情地写道：“是马良春以其特有的敏感捕捉到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这一新鲜的拾遗补阙的课题；是他组建了一个团结的、以事业为重的、坚持严肃的学术态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课题作业组……是他集思广益、善纳嘉言，形成系列计划和完善的大纲，可以实施的方案；是他争取到上级的关怀，获得了社会上的关注，赢得了出版社的支持。如今书稿完成了，虽然他没有执笔起草一个字，但他的劳绩是第一位的。”——文人相重，莫过于此。思潮流派研究很快就溢出了该课题组的范围，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具活力的话题之一，相当一批以此为切入点的学术成果印证了新时期中国学术再出发时的巨大成就。正所谓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那个年代，在集体项目向个人项目转型的过程中，前者所提供的滋养，最终补充进了整个学科迅速生长的肌体之中。
20世纪70年代末，《郭沫若全集》编纂全面启动，年过古稀的散文家吴伯箫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调至文学所负责全集的统筹工作。1981年，郭老全集的文学编20卷正式由马良春接手。现代室的桑逢康、黄淳浩也被抽调全力投入文学编的编辑，尤其是黄淳浩，他借调时间最久，所编《郭沫若书信集》早已成为此研究领域绕不过去的基础文献。
黄淳浩在纪念马良春的文章中提到，参加郭老全集文学编注释工作的，多是高校教师，教学任务重，投入的时间精力不可能很多，稿件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参加编校的，也多是各单位抽调来的，思想、业务能力不一。马良春要负责的，除调配编辑人员，组织讨论注释初稿，保证注释、编辑工作质量之外，还得一卷一卷、一条一条地审读注释。初稿得认真看，修改稿也不能马虎，定稿、清样出来后，更是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遇到疑难问题，要和编辑一起商量解决。工作量之大，在他负责编辑的书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所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得以顺利出版，马良春功不可没。马良春在自己所写的总结中，谈及这段时也说：“审稿的时候也要兼作校勘工作。这样，工作量比原定的加大了很多。回想起来，这份工作是苦的，但从中受益良多，迫使我学到很多知识，接触了考据、目录、版本诸种学问，可说是接受治学基本功的训练。”这自然是持平之论，只是一个人的时间毕竟有限，做多了集体的项目，个人的著述就只能让步。
郭老全集的编纂过程中还有一个中日学界通力合作的案例。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写给东京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父子的230余封信札，保存于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名誉教授增井经夫手中。日本汉学家伊藤虎丸教授对这批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在他看来，这批珍贵的书信既是中日文化邦交的信物，也是后人了解郭沫若甲骨文、金文研究的重要背景材料。1986年，马良春率中国社科院郭沫若研究学者代表团访日，与伊藤虎丸商定由中日两国学者合作整理这批书信，并由中方承担这部书的出版工作。为保证这些书信高质量出版，马良春和伊藤虎丸特意将所有在增井经夫处议定的方案写成了《备忘录》，并在参与此事的学者面前，郑重签署交换。书信整理难度极大，经过双方五年的努力，终于由文物出版社以《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之名推出，这是中日文化交往的盛事，也是双方学者坦诚信赖、通力合作的典范。
短短的十年时间，马良春主编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20卷、《周扬文集》5卷、《沙汀文集》7卷、《中国文学大辞典》8卷……还不算后文要讲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200卷，哪一项都需要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很多棘手的问题，需要他去协调统筹。不少年轻人正是从这些集体项目的编纂起步，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积累，如后来成为元代文学研究专家的杨镰，刚工作时曾为《中国文学大辞典》古代文学卷撰写了几百万字的文稿，成为分卷当之无愧的主编，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生僻的文学典故，从此“不再是理解古典文学的难关”，而是自己学术发展的“立交桥、高速路”。
马良春的忙碌还有学会的工作，由北京大学教授王瑶担任会长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成立，马良春是秘书长，他对王瑶先生尊重有加，二人合作极好。马良春说，“王先生是文学所的人”，王瑶也微笑默认。王瑶主持的“近百年来一些知名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贡献”项目，便请马良春代为负责，以文学所的学者为主来撰写，邓绍基、沈玉成、范宁、董乃斌等参加。1982年的学会年会，王瑶请辞大会发言，建议“可以马良春同志之会务报告来代替”，并说：“他可以讲三个内容：（一）会务（包括《丛刊》）；（二）美国同行研究情况；（三）国内研究情况。第三项他已写成概括性的文章，即赴美前准备对外介绍的文字，他可以讲一小时或略多。此外关于流派问题他也可讲一点，去年的流派会议由他主持，文研所总结工作时认为此会为最成功者，原因即在准备充分；且决定于82年再召开一次，仍由马召集主持，已列入计划。流派问题既为讨论重点之一，请他作启发性讲话最为适宜。”那次会上，王瑶坚持马良春连任秘书长，马良春固辞未果。1987年学会第四届年会，理事会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马良春坚辞。有感于会上有些人争当理事，和他一起编辑过《郭沫若全集》的王锦厚感慨说：“马良春到底是马良春啊！”自然，这份推辞中也有着分身乏术的现实因素，如身边师友所说，“马良春活得太累”。
系统整理现代文学史料
1979年，在标志着新时期文学研究工作全面启动的昆明学科规划会议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的构想是会议的重点议题之一。这个规划可以上溯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校文科教材建设，当时我们正从苏联的影响中摆脱出来，开始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唐弢承担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任务，最初的设想是还要有配套的参考资料。那时，文学史的写作究竟应该“以论带史”，还是“论从史出”，是教材编写的现实问题，何其芳、唐弢等人自然坚持后者，那就需要先搜集、整理史料，在此基础上，再写作教材，唐弢对研究者“读期刊”的要求也正是针对于此。只是文科教材建设时间紧迫，文学所现代方向的主要人力都在跟随唐弢写史，不再有富余研究人员去系统地整理、出版史料，此事就被耽搁下来。
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料整理已有初步成果，如山东师院所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部分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甲乙两种分类的“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丛书”，甲种重编目，乙种为影印，此外如大众文艺、鸳鸯蝴蝶派、中国话剧五十年、鲁迅资料汇编以及地区性的文艺运动资料，都有值得称道的成果。但现代文学的资料之庞大，远超古代，若想系统清点整理，需要国家统筹规划，绝非一两个单位可以独立完成。新时期，先着手编出一套扎扎实实的、全面系统的现代文学史料，在此基础上再写史著述，必然会产生新的思路、新的观点，甚至新的体系，这就是文学所现代室主导史料建设工作的初衷。
起初，该项目由陈荒煤挂帅，此后新任所长许觉民也全力投入，再往后项目的实际负责人落到了马良春身上，他也是此项目的实际推动者；而更多具体细致的工作，则由现代室的徐迺翔、张大明二人承担。整个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类，甲种丛书为“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社团资料汇编”，初列31种；乙种丛书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正式名单加备选名单，最初足足列了400人以上；丙种丛书为目录索引，中国现代文学的书刊总目、期刊总目、报纸文学副刊总目、总书目（包括各文体及理论批评、翻译）、作家笔名录等，都是重要的工具书。方案初定，即刻组织了三个编委会，但实际的运转核心一直是文学所现代室。马良春等三人开始征集意见，落实体例、编者、出版社。消息传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之沸腾。此后，在1983年的全国社会科学学科规划会议上，该项目又成为国家重点项目，对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学者来说更是莫大的鼓舞。
先说体例方面，文学所的唐弢自然是这方面的行家，年轻些的樊骏、王信等人，都帮忙对研究资料的选目进行把关。比如，王信就提出：宜增加鲁迅思想研究、《野草》、旧体诗；将瞿秋白从李大钊、陈独秀合集中独立出来……所谈均为极内行且中肯的建议。1979年年底，在北京日坛路全国总工会招待所召开的会议上，来自各高校的多位专家学者进一步细化文学所提出的议案，如此宏大的项目，早已超出每个人的经验，但大家有一点共识：要快！时间、工作不等人，基础性的工作必须立刻着手。课题组特意请了复旦大学的贾植芳教授参会，他是现代文学的亲历者、研究者，学风严谨，对史料建设有见地，培养的学生也是不少高校的学科带头人。邀请他参加会议，使此资料工程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严谨的学术性和努力开创新气象的气魄。
至于参加编纂工作的人员，有全国6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人，当时大多是讲师、助理研究员，还有一部分教授和副教授，都是各单位的业务骨干。编委会细核每个人的资质，热爱史料工作自然是前提，有无从事文献工作的条件和经历也是需要细加斟酌之处。出版社方面，第一批报名承担任务的就有16家。尤其是著名作家的资料集，市场回报率高，人人抢着要。比如《老舍研究资料》的出版权，两家出版社的负责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其投入程度可见一斑。
上述种种是从宏观角度谈，具体到每本书又各有状况，尤其考验项目主持者的眼光和能力。比如黄修己所编的《赵树理研究资料》，他最为得意的，是其中包含了“台湾评论文章选辑”“国外评论文章选辑”等部分。在所附“研究资料目录”中，列有“台湾香港评介文章目录”“国外评介文章目录”“国外翻译赵树理作品目录”三种。但汇编其他各卷，均未设立海外境外部分，就体例统一的角度说，这批资料有被砍掉的风险。幸好负责人马良春思想开明，对海外研究状况格外重视，因此特事特办，同意予以保留。江苏学者钦鸿回忆，1983年4月中旬，他去杭州开会，遇到马良春。得知钦鸿正在进行现代作家笔名的调查工作，马良春当机立断，邀请他加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丛书”项目，并嘱咐钦鸿写一个详细的材料寄给他，以便提请编委会讨论。这自然大大坚定了钦鸿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信心。
此后，出版市场变化、研究格局变化、参与者工作单位变化，这套极其宏大的资料项目并未悉数完工，根据张大明统计，截至1990年8月底，共出版54种70卷，总字数为3307万。此后，又有部分资料陆续出版，还有的资料整理已毕，但未印行。不过，即使如此，此项工作仍然奠定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史料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它给参与者以实际的经验，切实让一大批青年研究人员获得了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方面的锻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他们所编选领域的专家，成长为全国各高校该学科的带头人。这种研究风尚的传递，无疑极具价值。
正是在主持这套资料汇编的实践中，马良春在朋友们的鼓励下，提出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的倡议。他深切体会到，“一个学科资料建设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今后理论研究的发展”。结合当时尚在进行的汇编，马良春特别强调了史料建设中“有组织有计划”的重要性，要有全局意识，“改变过去的自发的、零散的状态，使整个资料工作形成一个适应现代文学史研究需要的完整体系”。两年后，北京师范大学的朱金顺完成了《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仿照整理古典文献的规范，“用乾嘉学派的思想和方法”整理现代文献，这是史料理论的总结。马良春如作者一样兴奋，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引用了朱金顺给他的信，针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中西方理论过热的状态，颇为清醒地提出：“今天有不少人在介绍、研究西方的研究方法，这我不反对；但我认为中国传统的研究方法，清代朴学精神，在我们现代文学研究中，也是应予继承的。他们爬梳史料、考证、校订的本领，也应当学习和发扬。”1989年，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成立，马良春以其在史料组织工作中的卓越贡献，成为当之无愧的首任会长。
正是可以大展宏图之际，马良春的头脑中还有着太多的规划和项目希望能够去实现；组织上对他也有着充分的信任，1991年马良春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只可惜不久他便查出癌症晚期，临终前还对那些尚未完工的项目念念不忘。郑敏诗中说的，“崛起颈肌、从不吐呻吟，载着过重的负担，默默前行”，大概可以视作马良春一生的写照。
在进行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那些耐得住寂寞、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学者，我们也同样需要那些有眼光、有担当、有思想、有规划、有能力的学术组织者，以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我们的制度可以集中力量进行大型文化建设工作的优势。希望如马良春这样的学术组织者不要被人们所遗忘，希望他所提供的经验能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作者：冷 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