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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袋，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携物工具，是式样繁多的实用物品，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与多元的功能。这些看似简单的织物或皮革制品，如同一方小小的乾坤，展现了民众的生活智慧与审美追求。
先秦时期，人们称包袋为“佩囊”。“囊”算是古代使用最早、流行时间最久的包。像印章、手巾一类古人随身携带的东西，大都放在囊内。因为囊多佩于腰间，故谓之佩囊。先秦时期人们已有出行带包的习惯，且包有大小之分。《诗经·大雅·公刘》中说：“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汉代毛亨解释：“小曰橐，大曰囊。”汉代佩囊之风盛行，西汉焦延寿《易林》记载：“完其佩囊，执绥车中。”描绘了当时人们佩戴囊袋的情景。一种叫“縢囊”的小型佩囊尤为常见。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汉光武帝于洛阳设立藏书之所，董卓作乱迁都时，藏书遭到严重破坏。其中，丝帛制成的书籍，大者被缝制成帷帐车盖，小者被改制为縢囊。
除了使用丝帛制作外，囊还可以用皮革制作，皮质囊被称作“鞶囊”。东汉郑玄为《仪礼》作注：“鞶囊也，男鞶革，女鞶丝。”性别差异在囊的制作材料上有所体现。三国时《魏武帝集》记载：“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若鞶囊为皇帝所赐，则被称为“绶囊”，持有绶囊者往往拥有官位爵禄，因此，包袋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宋书·礼志五》称：“鞶，古制也。汉代着鞶囊者，侧在腰间，或谓之‘傍囊’，或谓之‘绶囊’。”
由于包与身份紧密相连，其在图案设计、色彩运用上均有着严格的规范与讲究。绶囊中最常见的图案为兽头，有“兽头鞶囊”之称，其中虎头图案尤为普遍，因而绶囊也常被称作“虎头鞶囊”。东汉班固在《与窦宪笺》中记录了“获赐虎头绣鞶囊一双”的事迹。
在彰显身份地位的包类配饰中，除绶囊外，还有一种名为“笏囊”或“笏袋”的物件，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所谓“笏”，即指笏板，古代大臣在朝会时用于记录的手持书写板，专门盛放这一重要工具的包裹，被称为笏囊。
笏囊的使用历史可追溯至唐代开元年间。《旧唐书·张九龄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宰相张九龄年迈体弱，难以亲自携带沉重的笏板，于是命随从为其背负装有笏板的笏囊。这一原本出于实际需要的做法，却意外地引领了一股潮流，当时官员竞相效仿。到唐武宗会昌年间，官员使用笏囊已经蔚然成风。冯贽在《云仙杂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述：“会昌以来……百寮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
在古代官场与文人群体中，还有用于盛放文具或计算工具的包袋——“书袋”或“算袋”。算袋是用来盛放计算工具“算筹”的，被吸纳为服制的一部分。北齐之后，受胡服影响，人们普遍佩戴挂有各种小物的“蹀躞”皮带，算袋亦是皮带挂件之一，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带衣所垂蹀躞，盖欲佩带弓剑、帉帨、算囊、刀砺之类。”唐代甚至规定文官上朝及办公时，腰间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礼。除了书袋与算袋，还有一种“鱼袋”，用于存放古代官员身份认证的重要凭据“鱼符”。
古代女性偏爱“香囊”，亦称“幐”，主要由布帛缝制，内置芳香物质，其历史称谓“容臭”可追溯至《礼记·内则》：“男女未冠笄者……皆佩容臭……容臭，香物也，以缨佩之。”这一描述揭示了容臭作为装饰性香物，最初多用于孩童，意在驱邪避秽。元代陈澔《云庄礼记集说》中说：“容臭，香物也，助为形容之饰，故言容臭，以缨佩之，后世香囊即其遗制，昧晦也。”明代蔡懋昭纂修的《（隆庆）赵州志》中亦有“仲夏之月五日……儿童系百索、带香囊”的记载，生动描绘了端午节期间，儿童佩戴香囊以驱邪避疫的场景。
汉魏之际，佩戴香囊的习俗愈发盛行，诗人繁钦《定情诗》写道：“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女子，在偶遇心仪男子后，以身上的香囊等作为情感寄托，表达对男子的深情。这一描写凸显了香囊在情感表达中的独特价值。
南朝宋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关于谢玄的逸事。谢玄年少时便对紫罗香囊与手巾等配饰情有独钟，常将其佩戴于身。然而，这一行为引起了叔叔谢安的忧虑。他不愿看到侄儿因过分沉迷于装扮而消磨了大丈夫应有的刚毅与气概。于是，谢安便巧妙地以打赌为由，将谢玄的配饰付之一炬。这一故事从侧面反映了香囊等配饰在士人阶层中广泛流行的情况，在深层次上揭示了配饰在性别塑造中所蕴含的复杂而微妙的意蕴。
虽然香囊等配饰男女皆可佩戴，但其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流行。香囊逐渐成为女性送给心上人的“定情信物”。如东晋干宝《搜神记》中“河伯招婿”的故事所述，河伯之女在与新婚丈夫分别时，便赠以香囊作为留念之物。唐代诗人孙光宪的《遐方怨》亦有“红绶带，锦香囊，为表花前意，殷勤赠玉郎”之句，印证了香囊在情感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唐代皇室也很喜欢香囊。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便是香囊的忠实拥趸，其临终之时仍佩戴着香囊。宋代以降，香囊这一传统饰物又演化出一种更为实用的形态——“荷囊”，亦称“荷包”。这一变迁强化了其作为容纳与携带物品的包袋功能。
有一种官员佩戴的荷囊叫“紫荷”。南朝梁沈约《宋书·礼志》载曰：“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缀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舆服志》亦载：“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曰‘紫荷’。”这些记载表明，紫荷不仅是一种小型囊袋，也是官员身份的标志。唐代魏征等编纂的《隋书·礼仪志》同样记录了这一现象：“以紫生为夹囊，缀之服外，加于左肩。”宋代诗人范成大在《耶律侍郎》中亦描绘道：“乍见华书眼似麞，低头惭愧紫荷囊。”
明清以来，荷囊与荷包逐渐成了专门指代具有容纳功能的包袋的词语。明代姚旅《露书》中记载一个少年拾到一个荷囊，里面放着“四大钱”。清代杜贵墀《巴陵人物志》也有“碎银荷囊”的记载。明代冯梦龙《古今小说》中记载一人“接过银子看一看，将来放在荷包里”。清代陈康祺《郎潜纪闻·济宁州志》中有“行装多佩荷包……荷包所以储食物，为中途充饥之用”的说法。由此可见，民间所使用的荷囊或荷包大小不一，其核心功能在于存储物品。
能够容纳更多物品的“褡裢”，在明清以后的民间社会颇受欢迎。褡裢是一种双层结构的长方形袋子，设计独特，中间有开口，两端则用于存放钱财物品。使用时，人们会将其从中间对折，搭于臂膀之上，也称为“搭连”“搭膊”等。在文学作品中，这一包袋形式多有提及。《古今小说》中讲到一个和尚见有人很穷，便“去自己搭连内取十来两好赤金子、五六十两碎银子”送给此人做盘缠。冯梦龙在《警世通言》里讲到一个人“心慌起身，却忘记了那搭膊里面有二百两银子”。褡裢可以容纳较多钱物，清代陈忱《水浒后传》说有人“平日积下约有三千多两银子，装上搭连，跨马加鞭，一直投北去”。
褡裢大小不一，较大的可以搭在肩上，便于携带；较小的则能挂在腰带上，方便随时取用。在清宫中，褡裢通常被制成掌心般大小，主要用于存放银票及一些纸质物品，佩戴于腰间。对老百姓而言，当需要携带较多钱财与物品时，他们便会选择使用较大的褡裢搭在肩上，以解放双手，便于行动，而更大一些的褡裢则能够装载行李与干粮，供驴或马驮运，为长途旅行提供便利。
古代的种种包袋不仅材质多样，形态亦是千变万化。其设计精妙，便于携带与使用。这些包袋能够妥善容纳古人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物品，诸如钱币、粮食、文书典籍以及香料等，满足了古人在不同社交场合下的携物需求。同时，它们也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与礼仪规范的直观反映。
作为古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携物工具，古代包袋不仅具备实用便捷的功能，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丰富的象征意义。通过这些包袋，我们可以窥见古代社会的风貌，感受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作者：郑艳，系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