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昌渝(1940—2022)先生是当代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以一己之力,历二十二年撰成“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小说史——《中国小说发展史》。总结石先生的小说研究、治学方法,对于当下古代小说研究无疑具有启示意义。
一
小说史撰写,首先要厘清中国古代究竟有多少种小说,小说版本及流传情况如何。中国小说历史漫长,而具有学科意义的小说目录学建立则较晚。1933年,孙楷第先生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问世,被视为中国小说目录学的奠基之作。嗣后几十年,小说目录著作虽有新作涌现,但难以满足研究者的需求。尤其随着新的小说文献的不断发现,学界需要较完备的小说目录著作。在此背景下,石昌渝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2004),包括《文言卷》《白话卷》及《索引》,共计四百多万字,收录1912年以前创作的文言小说2904种,白话小说1251种。此目录著作,是国际小说界合作的成果,是迄今收录小说数量最多、最权威的目录著作。此外,自2004年起,石先生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作,承担“典志·文学志·小说篇”的编撰,撰成《清史·小说篇》。这一小说目录成果,对于撰写小说史,大有裨益。
小说史撰写,离不开史料;史学,从一定意义言,乃是史料学。然而在封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念里,小说是“子之末”“史之余”,是不入流的“小道”,长期以来不受重视,因而小说文献散佚严重。以袁行霈、侯忠义先生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为例,先秦至隋代文言小说共计121种,佚超80%;唐五代共计233种,佚约40.4%;宋辽金元共计411种,佚约21.7%,存佚未详约11.6%;明代共计695种,佚约0.9%,存佚未详约37.1%;清代共计549种,存佚未详约14.4%。白话小说因为俚俗,宋元明清时期的公私书目基本排斥之,加之明、清时期官方禁毁,散佚自不待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石先生与刘世德先生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陈庆浩教授合作主编《古本小说丛刊》,搜集流落海外的古代小说作品,其中许多是国内不存的孤本、善本,共计小说169种,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这些小说文献的面世,嘉惠学林,也为石先生撰写小说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
小说史撰写,不可避免地涉及小说文体、小说起源、小说类型、小说现象与历史背景之关系等重大疑难问题。这些重大疑难问题,学界或缺乏深入探讨,或认识不一。对此,石先生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并给出自己的思考答案。譬如,关于白话小说的起源问题,《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宋元部”“小说”著录宋末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所载107种“小说”名目,视之为话本小说。后来一些学者如赵景深、谭正璧诸先生均持此观点,认为话本小说始于宋。石先生认为,罗烨所载“说话”中的“小说”一家的名目,不能作为书面作品的小说,因为口头技艺的“说话”转化成书面文学的小说需要一定的条件,宋代的印刷业不足以支撑话本小说这样的闲书出版。白话小说最早的版本是元刊讲史平话,这与元代蒙古统治者需要学习历史和汉文化有关。由于元代皇帝、贵族大臣,大都不通汉语,经筵讲官向皇帝、皇子讲述儒家经典多要译为白话,而讲史平话,就是通俗地讲历史,所以它在元代的盛行绝非偶然;这也就决定了在白话小说的历史上,历史演义小说的成熟要早于话本小说。凡此重大疑难问题,石先生均依据史料、文献,进行深入、系统的考察,对中国古代小说发生、发展、转变中前人未发或存有误解的诸多深层问题作了独立思考,并在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学等背景中予以阐释,从而得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论断。
在长期、深入研究基础上,石先生撰写了“属于自己的这个时代的”小说史——《中国小说发展史》(2019)。石先生强调,重写小说史,不是推倒旧的重来,而是坚持继承中有所发展的态度,凡是科学的合理的,都予以吸纳。譬如,《中国小说史略》将“类型”理论引入小说史叙述,“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类型概念已为学界广泛认同并使用,《中国小说发展史》继承鲁迅的类型理论,依据小说发展实际状况增加了公案小说、才子佳人小说等类型,进一步丰富了类型理论。小说史,是史料与史识的结晶;《中国小说发展史》即体现出鲜明的史识意识,且凸显出“发展史”特点。譬如,石先生指出,清乾隆年间,“文字狱”高压下小说创作发生明显变化:文言小说方面,模仿《世说新语》记载当代人物言行的小说,一段时期从文坛消失了;白话小说方面,也不敢涉猎时事题材,即使写人情世态也避开当世,如《儒林外史》故事定于明成化年间,《歧路灯》故事定于明嘉靖年间,《红楼梦》则无朝代年纪可考;政治的高压,驱使吴敬梓、曹雪芹把关注力投向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其笔力穿透现实政治的表层,而直指专制制度下的人性与人的灵魂,从而“实现了小说从讲故事到写心灵的历史性转变”。小说史的任务,是对古代作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这不仅体现了撰写者的史识,也反映了其评价立场、审美观念等。好的小说史,倾注着撰写者的情感与心血,虽曰史而又表现出鲜明的个性,《中国小说发展史》即如此,这从对小说作品充满睿智与温情的阐释可见一斑。如称:“《聊斋志异》绝无纱帽气、市侩气和穷酸气,始终都有一种穿透庸俗的独超众类的自然高雅的精神力量,闪烁着人性的善良、纯洁、温柔和优美的光辉。”这是对《聊斋志异》的阐释与赞美,也是对蒲松龄人格的阐释与礼赞。质言之,贯穿于《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不仅有理性批判,道德评价,更有对真、善、美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坚守。
二
在现代学术体系中,小说是文学体裁之一,石先生称之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小说史撰写,坚持文学立场,本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古代小说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小说乃子书之一,自《汉书·艺文志》以下历代史志及公私目录著录的“小说”——这构成文言小说的主体,一些作品内容驳杂,文体芜杂,这些作品如何取舍,学界至今有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概念不同,宋元“说话”有“小说”一家(它是一种技艺,非书面文学),由此发展而来的“小说”概念到明代发生质的变化,即由口头文学转变为书面文学,具备了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概念的内涵;嘉靖年间洪楩编刊《六十家小说》,此“小说”是在以往传奇与民间“说话”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叙事性散文文体,与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内涵存在本质不同;随着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的发展,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理论逐步丰富。那么,《中国小说发展史》所论“小说”如何界定?石先生认为,以“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为论述对象,主要包括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并指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最早形态是唐传奇,决定它小说性质的是重视娱乐功能和放弃实录原则。这种观念在后来的话本小说和章回小说中得到更充分体现,它们为理论家提供新的文本依据。
小说史的本质是史,史的研究,离不开传统考据学,《中国小说发展史》正贯穿这一治学方法。譬如,《水浒传》成书时间,一般文学史认为在元末明初,也有学者定于宋元时期。石先生认为,小说作者在叙述中不可避免地会显露他生活时代的物质和精神印记。《水浒传》中写了子母炮,石先生依据史料文献考证子母炮出现在明正德末年,开始制造和装备军队在嘉靖初,因而提出百回本《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这对于推进《水浒传》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考据学有其原则与方法,考证中应严格遵循,否则就会出现偏差。如《西游记》研究中,一些学者据《朴通事谚解》叙及《唐三藏西游记》情节、注中提及百回本《西游记》十几处关目,遂推断《西游记》在元代已粗具后来百回本规模。石先生指出,《朴通事》成书在高丽末期(约中国元末明初),《朴通事谚解》成书于朝鲜显宗时期(约清康熙十六年)。据《李朝实录》成宗十一年(1480)、十四年记载,对《朴通事》进行修改,改题《翻译朴通事》,又经过约一百年,对《翻译朴通事》又作修改,这就是《朴通事谚解》。从《朴通事》到《朴通事谚解》,在《西游记》的叙述文字上究竟作了哪些改动,因《朴通事》未见,《翻译朴通事》仅存上卷,而有关《西游记》文字在下卷,故不得而知。石先生推测,《朴通事谚解》修订时,百回本《西游记》已广为人知,不排除修订者引用百回本《西游记》作注的可能。客观地说,以后来成书且经修改的《朴通事谚解》为据,证明《西游记》在元代粗具百回本规模,这是有瑕疵的,石先生的论析,符合考据的原则与方法。可以说,在古代小说研究中,诸多问题不作具体考证,就难以揭示其事实真相,因而也就难以作出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解释;《中国小说发展史》中富有启发性的考证,足以说明这一点。
自然,在小说研究中,考据有其限度,考证不能代替分析、阐释。小说研究,属于文学研究的一部分,文学研究涉及审美、娱乐等问题,这就需要理论。石先生在治学方法方面,既重考据,又重理论;他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首次将小说史的研究从题材引向文体,有着明晰的理论意识;石先生强调,理论对于古代文学研究非常重要,但理论只为研究提供立场、观点和方法,不能把理论作为标签贴在古代文学上;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中。譬如,他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小说,指出史传叙事方式,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客观叙述,史传叙事方式为小说所继承。在叙事层面,小说与史传如出一辙,二者区别在于:史传是实录发生过的人和事,是以文运事,小说是虚构情节,是因文生事。又指出,白话小说与文言小说在叙事方式上有明显差异,话本承袭了“说话”的叙事方式,它的特点是“说给人听”。话本小说的作者始终站在故事与读者之间,扮演着说故事的角色。理论的恰当运用,提升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品格——它不是一般的小说作品的编年排列,而是体系严密、理论意识鲜明的小说史典范。
当然,石昌渝先生留给学界的,不仅有《中国古代小说总目》《古本小说丛刊》《中国小说发展史》,也不只是他的治学方法,更重要的,是他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即坚持追求事实真相,不迷信权威——这是一代学人留给学界最宝贵的财富!
(作者:张庆民,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