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有两件事，将我的目光引向光明日报。
一件是，二三十年前，我在阅读西方文学史时，发现东方的曹雪芹在昏暗油灯下执羊毫一字字撰写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红楼梦》时，西方的卢梭正用鹅毛笔疾书惊世骇俗的《忏悔录》。令我惊讶的是，东半球和西半球两部大致同时面世的名著思想都是那样厚重，又各具特点。于是，我写成《从曹雪芹与卢梭说到林黛玉与简·爱》，寄光明日报，很快于1996年3月14日刊出，且放显著位置。文章引起身边同事跟远方朋友热烈反响。每忆此事，总感念不已。
另一件是，在言语交际方面，我以前总看到西方学者的“合作原则”等，于是想从中国文学作品语料中抽绎规则。通过研究，我发现《红楼梦》人物对话不但紧扣身份、性格、文化素养，还与言语目的、听话人、语境密切相关，便分析百例，结撰成书。本欲在《光明日报》登个小封面，编辑提议搞个访谈，令我喜出望外。于是，《曹雪芹笔下的人物对话艺术》见诸该报《新书访谈录》，介绍拙著《〈红楼梦〉人物的说话艺术》。书的影响由此扩大，当我坐在一摞摞书前签名时，每每由衷感谢编者。
这两件事，让光明日报给我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深为其海纳百川的广阔胸怀、真诚相待的率真做派所感动。每写了有心得的文章，都乐意投给《光明日报》。如《新中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历程与前路》谈及对我国语言文字工作历程的思考，《语言生活中的词语嬗变》论述时代浪潮中的词语嬗变，《“家国情怀”的内蕴》《与“某某说”相关的标点》等剖析词语、标点的使用问题……对此，报社语言学者张巨龄先生曾来电话勉励。亦偶有散文随笔见诸报端，如《怀想一座花园》《古代精美短文的“三个诀窍”》。
多年接触中，感觉光明日报有两个特点——
第一，非常重视语言文字规范。多年前，应邀去光明日报社讲标点用法。报社总编辑从头至尾听课并提问。讲前，主持者说：“30多年前我们请叶圣陶先生讲标点符号用法，今天请杜永道先生来讲，我们对此一直很重视……”这使我深感报社之重视，也觉责任重大。去其他单位讲课，现场常常比较安静。光明日报则迥然不同，气氛热烈活跃，编辑记者提问不断，前后竟达30余次！讲毕，一位副总编辑说：“您提到的这些差错，我们非常重视，不出半月，一定会明显减少。”一周后，报社内刊出专号，全文刊载我的课件。不久，舛误顿减。
第二，勇于进取，敢做先行者。譬如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做了件震动四方的大事，在全国报刊中率先横排。汉字几千年来都是竖排，但横排更便于视线移动，还跟世界流行行款相一致。次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横排，全国报刊、图书陆续跟进。更引人瞩目的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可谓石破天惊，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再如今年设立的《改进文风大家谈》是报界开创性栏目，对文风尤其对新闻、公文文风改革，甚有意义……可以说，《光明日报》是一份具有远见卓识、勇于担当、敢为天下先的报纸，是能够在中国文化界吹响嘹亮进军号的媒体。
我十分感谢也很敬重光明日报这位老朋友，对报纸有感情。只要报社约稿，就把手头其他工作先放一放，将报纸任务置于首位。
有趣的是，我跟光明日报交往，还有一个独特渊源。
中学时代我曾在《光明日报》刊登一篇作文。当时有个全国劳动模范叫时传祥，是一位掏粪工人。学校号召学习他“脏了我一个，干净千万家”的精神，组织我们参加清洁队劳动，之后写作文。我将真实感受写成《掏粪》，被推荐发表于《光明日报》副刊。我深受鼓舞，也心存感激。
近年来，一版时见“小文章”，这些“豆腐块儿”新颖、活泼，反映各类新鲜事物极为迅捷，像镜子一样映照出社会快速前行的新步履，内容、形式都有亮点。展望未来，从报纸特色说，期盼看到更多关涉传统文化新观察、文化生活新样态的精品佳作。余亦当积极属文，奉献绵薄之力。
（作者：杜永道，系《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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