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这样做学问的】
王夫之说：“想象空灵，固有实际。”这八个字对我的学问生涯颇有影响。我感到做学问，乃至做人，都要有虚、实两种功夫。一方面要有虚灵的想象、生命的温情做导引；另一方面又要落到实处，有自己鲜活的体验，即王夫之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仰望星空，脚踩大地，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才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观念方面。1999年，蒙著名美学家叶朗推荐，我从安徽师范大学调到北京大学。因为上中国美学课，要讲授《石涛画语录》。这本书很难读，当时翻了一些研究方面的书，发现各家观点差异较大。像对“一画”“蒙养”“生活”“资任”等概念，有好多不同的解释。比方说“一画”，有人理解为一笔一画，有人干脆就将它等同于老子的“道”。为了弄清这些问题，我开始阅读与石涛相关的文献，接触他的绘画作品。发现不仅他的画论难懂，他的作品流传也很乱，充斥着大量的伪作。我感到，石涛研究的基本资料需要拓展，石涛作品的真伪需要甄别。否则，一个建立在有限资料和大量伪作基础上的研究，是难有真正推进的。于是，我想埋头读一段时间的书。
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坐落在北海公园附近的文津街。有大半年，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从北京大学骑车到图书馆，在古籍部贪婪地阅读，有时甚至连午饭都舍去。这对我后来的研究有比较大的影响，它不仅拓展了我的研究视域，对我的研究习惯也是很好的培养。在那里我见到汪世清等令人尊敬的前辈学者，同时也开始体会到做学问所带来的乐趣了。我后来做的《石涛研究》和《传世石涛款作品真伪考》，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八大山人（朱耷）的研究，是我对石涛研究的延伸。八大山人和石涛，有很多研究问题是连在一起的。虽然他俩一生没见过面，却互为知己。两人的交往和成就，堪称艺术史上的奇迹。两人都有强烈的艺术创造力和个性，八大山人的魅力毫不亚于石涛。所以我在石涛研究后，又将主要精力投入对八大山人的研究中。石涛生平事迹大体清晰，而八大山人的生平却是一片漫漶，疑点重重。
为了弄清相关问题，我花很长时间去熟悉八大山人当时的生活环境，到八大山人曾经较长时间逗留过的进贤、奉新、新建等地，希望捕捉他生活的蛛丝马迹。我至今还能忆起，在一个临近春节的寒冷傍晚，我在江西省图书馆，忽然看到八大山人好友饶宇朴久不见于世的《菊庄集》后内心颤抖的感觉。阅读和写作，给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感觉都带来了变化，不知不觉中，它渐渐由一种谋生的活儿变成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事儿。我的《南画十六观》，就是在石涛、八大山人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我用在石涛、八大山人研究中积累的研究经验和人生体会，去构筑对元明以来文人画的理解，写出这本似艺术史又非艺术史的“四不像”作品来。
正是在这“实际”的考察中，我感到“空灵”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对传统艺术的研究，作品以及围绕作品形成的概念知识固然重要，但这背后潜藏的虚灵空阔的精神气质则更重要。这里面有我们的文化基因，更有一种情性的呼唤、生命的温情。梁启超在研究屈原时说，在屈原的大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他的思考方式给我很大启发。中国人的美学思考和艺术创造中，有一种突出的生命存在的因缘，其中包含丰富而微妙的生命体验。像私家园林，被说成是“韵人纵目，云客宅心”之创造，人们在实用功能、审美功能外，更注意安顿人心的功能。这安顿人心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中国美学的特色。
我曾在《顽石的风流》中谈对假山的理解。中式园林多假山，如冠云峰的耿介，玉玲珑的通透，这瘦漏透皱的形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包含着深邃的生存体验。儒家好玉，常以玉来比喻高尚的人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玲珑剔透，如温温恭人。道家好石，老子说：“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他不愿做一块不断被打磨的琭琭美玉，宁愿“珞珞如石”——做一块狷介未雕的石头，重视的是本然的生命真实。中国人挚爱假山的情缘中，回响着玉与石的变奏。
“空灵”和“实际”其实是密不可分的，“空灵”最终落实在“实际”上，落实到自我的生命体验中。做学问，边学边问，在学习中叩问的是自己的问题。人文学科需要冷静、科学的态度，但它不是无关自我的书写，它需要有对生命关怀的态度。明末山水大家李流芳说：“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达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不能感动自己的，也不能感动别人，艺术创造要以“人之性情”，去体会“人人之性情”。而对于研究者来说，往往也必须以自我的真实生命冲动为基础，去体会人生，发掘形式背后所涵括的精神性因素。我2023年出版的《四时之外》一书，就是想通过相关艺术的考察，发掘时间和历史背后那一脉亘古流淌的生命清源，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生命感喟。“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这一种因缘，恰是中国生生哲学的智慧。
（作者：朱良志，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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