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传承好大运河文化遗产

  无论是自然河流，还是人造运河，都是一种文化存在和文明载体。比如，黄河和长江，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与黄河、长江自然形成不同，我国的大运河由人工开凿。在大运河开凿和使用过程中，人类活动影响了运河沿线的自然环境，塑造了运河沿线的文化，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自然”（人根据自身需要改变自然界的过程）。

  作为人化自然的典型，大运河一经产生，就具有独特的文化生命。黄河、长江的文化生命是人与河流交往史的升华，是河流在先，文化后生。大运河的文化生命是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是文化在先，河流后生——人类创造了大运河，并对大运河沿线的风土人情、历史进程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哲学思维等产生重要影响。

  大运河之所以备受关注，不是因为它的长度，而是因为它的文化生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大运河被开凿，首先是为了军事目的，后来它逐渐成为文化交流、文明交融的推进器，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

  大运河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历代踵事增华，使大运河流淌不绝，至今仍然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着作用，表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大运河的开凿凝聚了劳动人民的智慧，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大运河本身是追求统一的产物，沿线不同文化融为一体，形成中华文化，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大运河串联起沿线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和谐相处，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大运河成为南北方物产流通、文化交流的渠道，促进了南北方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表现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国史。围绕大运河产生了大量诗词歌赋、文化遗产等文化文明创造。比如，唐代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咏唱大运河的繁华景象；张继在《枫桥夜泊》中以寥寥数笔涂画运河上秋夜的幽美，诗中那夤夜悠远的钟声至今仍让人怅惘。大运河沿线还拥有丰富的河道类遗产，码头、桥堤等工程设施类遗产，驿站、仓窖、衙署等漕运类遗产，园林、渔业等景观类遗产，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群等聚落类遗产，会馆、票号等商业类遗产。保护大运河文化，要秉持一种整体化的文明思维与历史意识，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具体而言，应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抓手，系统梳理大运河沿线的文物、非遗等各类文化资源，逐步摸清文化资源“家底”，推动大运河沿线各类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实现全覆盖。

  传承是基础，发展是方向，创造是目标。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对人类文明最大的礼敬就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不管是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还是建设大运河文化带，都要深入挖掘大运河的文化内涵，梳理大运河遗存承载的文脉，彰显大运河的当代价值，让古老的大运河继承传统、活在当下、走向未来，进一步焕发蓬勃生机。比如，通过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唤醒运河文化记忆；通过推动文旅融合，让运河文化重回民众日常生活。

  大运河，这条流淌了千年的水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华文明的瑰宝。2024年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从历史纵深处走来的大运河，顺着时代奋力向前奔涌，在与现实的交汇中集聚出不断前行的文化动力。我们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遗产，建设文化，创造文明，努力让这条承载昔日辉煌的文化之河重新焕发蓬勃生机。

  （作者：乔清举，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