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每一份报纸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品位与精神标识。我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也是作者、被采访者。如果按时间来算，我和光明日报可以分为初识、渐进、深入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凝聚着珍贵的回忆，就像和一个朋友从不熟悉到慢慢熟悉，从相知到逐渐相互认同、相互支持。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家已经开始订阅《光明日报》了，算来将近50年了。当时正值思想大解放，春潮涌动神州大地，《光明日报》是每一个知识分子必看的报纸，上面的每一个栏目、每一篇文章，我们都如饥似渴地认真阅读，迫不及待地享受精神大餐。我习惯看与我教学研究相关的文章，如文化、影视、艺术等，我先生绍武则喜欢看时事新闻。看到好文章我们就剪下来细心保存起来。我今年90岁了，这么多年下来，有些报纸慢慢不订了，但《光明日报》一直订阅着。可以说，光明日报是陪伴了我大半辈子的老朋友。我们慢慢熟悉她的特点，她的主要栏目是什么、她的文风是什么、她最主要关注什么，就像通过接触慢慢摸透朋友的秉性一样。
因为要写这篇文章，我最近专门搜集了《光明日报》上和我相关的文章，最后汇总发现竟然有64篇，总字数有10万字之多。这沉甸甸的10万字，宛如一江春水，是我和光明日报频繁交流、深入互动、产生深厚情谊的真实写照。我简单地梳理了下，这些文字主要包括对我个人的事件报道，比如出版书籍、主办的重要活动、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发言；其次是我写的研究文章，包括文艺评论、理论研究；最后是采访我的深度报道。有意思的是，《光明日报》最早出现我的报道，是1991年记者黄永涛写的一篇新闻稿——《保护创作者权益 尊重作品版权 〈彭大将军〉版权纠纷得到处理，绍武、黄会林胜诉》。当年我和先生绍武共同创作了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因为版权问题与电影出品方发生纠纷，我们努力维权并取得胜诉，光明日报报道了这件事情。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是光明日报为我们发声，给予我们强大的精神支持，让我们非常敬佩、感动。这样一张敢于维护正义与良知的报纸，谁能不喜欢呢？
第二个阶段，我想称之为“渐进”阶段。何谓“渐进”，就是我从一个纯粹的读者逐渐转变为文章作者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我开始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阐释我的学术主张。报社发起的相关研讨会，重要的文艺现象讨论，我都积极参加，贡献自己的见解与智慧。1952年，我从朝鲜战场回国，1958年开始教书育人生涯，算来已60多年，先后从事过文学、戏剧学、影视学、国际传播研究。比如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关注中国影视民族化问题，《光明日报》刊发了《建立影视艺术的“中国学派”——访黄会林》等文章，我提出应当以中国美学的独特视点去研究中国影视艺术现象，在学界产生热烈反响。再比如，2009年，我和先生绍武提出“第三极文化”理论，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光明日报》刊发采访我的文章《中国文化应成世界文化“第三极”》《“第三极”文化崛起中的大学力量》，阐述了我的理论主张。此外，我还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电视娱乐节目与未成年人成长》《在多元共存中突出民族文化主体精神》等文章，呼吁影视应该担负社会责任，注重精神文化价值追求。
第三个阶段，是“深入”阶段，何谓深入呢？就是我与光明日报彼此在精神情感上的深入，情感上有更深入的连接，相互认同，并逐渐产生一种超越简单读者和报纸的关系，达到情感共鸣共振。光明日报为我提供了阐释学术理念的平台，我为丰富这座知识分子精神家园贡献力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向奔赴”。2011年以后，我和团队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从事国际传播工作。光明日报对我和我们团队始终热情关注，报道我们的研究与活动。比如对我们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光明日报》刊发了《透过外国青年的镜头“看中国”》《“百闻不如一见”——“看中国”用外国青年视角呈现立体中国》等多篇报道。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从战士到影视理论民族化构建者——黄会林：用世界的影视语言，成中国的影视语法》《“大道行健”黄会林》等采访。每次接受采访，都让我回顾自己的人生旅途和学术生涯，在交流中相互启发，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收获。这些文章对我的生平、学术做了详细梳理，也加深了我和光明日报之间的情感认同，就像老朋友敞开心扉聊天，非常惬意、舒适，每次翻阅这些文章，就能想起当时的情景，让人感动。
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回首我与光明日报近50年的交往情谊，心中常怀感激与感动。我与一批优秀的主编、记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的深厚学识、人文风骨与专业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不少编辑记者成了很好的朋友，至今都有联系。我每天都关注光明日报，欣喜地看到她与时俱进的变化。现在我们家的剪报本已经有厚厚的好几摞了。希望我与光明日报的情谊之树常青，衷心祝愿这座精神家园永葆生命力，祝愿中国文化这棵苍劲大树繁茂常青。
（作者：黄会林，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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