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学术笔谈】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和深厚的实践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而标识性概念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有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觉主动地进行分析和提炼。
标识性概念的提炼
分析和提炼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实质上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独特经验进行“概念化”理论聚合的过程,这一过程至少涉及两个层面意涵。一方面,从一般性出发,“概念化”的理论聚合过程就是将“概念”作为方法,去把握人与对象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既要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描述和解释人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现实运动,又要以概念的方式去规范、批判和反思人自己的思想与行为,还要以概念的方式去建构关于美好世界的规律性图景、理想性要求和实现理路。由此可以划分出三种类型的概念,即“反思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和“建构性概念”。另一方面,从特殊性出发,“概念化”的理论聚合过程也是立足中国实际,去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以标识性概念去回答人类共同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而具有鲜明主体性及创新性。而这种主体性和创新性又同时兼具世界性,在本土经验基础上生成的一般性概念,将为其他国家解决共性问题提供全新选择。
任何单一的标识性概念都只能反映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和独特经验的局部,因此,以标识性概念系统来表征更为合适,这一系统由上下位关系不同的根概念和派生概念集合而成,可以提炼出一个处于上位的根概念,然后从根概念衍生出处于下位的具有自主性、创新性和世界性的“反思性概念”“规范性概念”和“建构性概念”的概念集群。因此,可将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作如下提炼和分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具有根概念性质的标识性概念。首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占指导地位,决定了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统摄性特征。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经由人与人的关系去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憧憬建设人和自然双重解放、彰显社会正义和生态正义的未来社会。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概念集群将由此根概念生长出众多的派生标识性概念,进而建构起完整的概念体系。
“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根概念衍生出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一是反思性派生概念,即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发生的多起环境公害事件、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的机械自然观等进行反思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地球生命共同体”等标识性概念;二是规范性派生概念,即在镜鉴反思的基础上,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等关系进行规范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三是建构性派生概念,即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体制机制展开建构意义的概念化理论聚合,从而逻辑性地生成“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等标识性概念。这样一来,三类派生标识性概念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际、中国式话语的语言面相,搭建起了“反思—规范—建构”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较为完整地诠释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根概念的丰富意涵,使得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获得了坚实根基,拥有了叙事载体的“家”。
标识性概念的效应
提炼和分析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意在推动中国和世界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其本身将产生长远的方法论效应。具体表现在:
一是调适和规约效应。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是通过语言桥梁搭建的,语言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因此,在社会存在决定语言本身的同时,语言本身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语言构成要素的概念也不例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从事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在以标识性概念把握生态文明知识体系和实践进程时,实则是在描述、解释、反思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规律,并以理论聚合体的概念及其命题调适和规约着人类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的整体语义表明,中国必须主动调适和规约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
二是革命和创新效应。标识性概念是历史化的概念。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特别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迁,一再向人类展现着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向人类呈现新的事物和现象,人类据此不断扩展已有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引发陈旧概念的退出、原有概念的意义变化或者全新概念的横空出世,犹如恩格斯所说的“术语的革命”,这就衍生出标识性概念的革命和创新效应。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既体现出针对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发展”“现代化”等原有概念意涵的批判意向,生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等标识性概念,又体现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的文化自觉和直面不断发展的经济社会条件的历史自觉,生成“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美丽中国”“数字生态文明”等标识性概念。这些标识性概念有着实质性的创新内涵,超越了近代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数字技术先进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有效融合,必将向世人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蝶变。
三是传播和选择效应。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创新性,也要具备为相关知识体系共同体所理解和接受的现实性。标识性概念更应如此,它的提炼不仅取决于主体对特定经验世界的概念化理论聚合,还基于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虽然是基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而提炼的,但也极具世界意义。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等生态问题上的主流方案存在明显的制度性缺陷,个人主义的哲学价值观及其衍生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否决政治”盛行的自由民主体制在生态危机面前遭遇了严峻挑战,在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兴起和中国绿色奇迹创举的加持下,中国自主的生态文明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的传播有了更为现实的可能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标识性概念的传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强大生命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发展”“地球生命共同体”“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标识性概念,是解决发展与保护关系的世界性难题、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内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理论聚合,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护环境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作者:蔡华杰,系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