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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中国诗歌史的发端，很多文学史教材或学人著述一般会追溯至《诗经》，《诗经》也因此被冠以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称号。但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不同认识，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郭沫若、李镜池、高亨等老一辈学者认为《诗经》之前存在一些与《诗经》相类似的古歌片段、韵文诗歌或短歌。据现存文献而言，最早探究《周易》古经（以下简称《易经》）古歌问题的是郭沫若的论文《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其初步分析了《屯》《贲》《离》《井》等卦爻辞中的古歌片段。李镜池在《周易筮辞考》“周易中的比兴诗歌”中认为，《易经》的卦爻辞是处于散体的筮辞（即卜辞时期）和韵文的诗歌（即《诗经》时期）之间的散、韵合写的“两种体制不同的文字”，而此类文字中的诗歌具有“‘比’与‘兴’这两种诗体”，“却从来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以说《诗》之法说《易》了”。高亨在《〈周易〉卦爻辞的文学价值》一文中，从“赋”“比”“兴”三个维度梳理了《易经》部分爻辞中短歌的艺术表征及其与《诗经》的异同，并指出“由《周易》中的短歌到《诗经》民歌，也显示出由《周易》时代到《诗经》时代，诗歌的创作艺术逐步提高的过程”。一言以蔽之，《诗经》之前的《易经》中存在与《诗经》内容、风格等相类似的古代诗歌，应是毋庸置疑的。据黄玉顺等学者研究，此类诗歌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主要以四言为主，在语言艺术等方面与《诗经》又有一定差异；与同为筮占之书的《焦氏易林》中整齐划一的四言诗，在风格、内容等诸方面亦有不同。这样四言诗在由《易经》到《诗经》再至《焦氏易林》的过程中经历了萌芽、成熟、嬗变三个阶段，但行筮者出于占筮需要，基于筮占语境，对引用的古歌或创作的林辞进行了概括性、隐喻性和神秘性的筮域书写，使四言诗在先秦至两汉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中具有了不同特点。
语言等由“质”至“文”。“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古代经学研究对于《周易》的定位和评介，古代前贤多以其为基础或架构学说，或引以为政。正因如此，《四库全书总目》赞其“易道广大，无所不包”，虽有夸大之嫌，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周易》在我国思想、文化、文学等方面所产生的肇始性作用。《诗经》四言诗的滥觞与《易经》卦爻辞应有一定关系，这些卦爻辞去掉“吉、凶、悔吝、无咎”等占辞后，多为句式变化多样、有一定韵律和“赋比兴”手法雏形的古代歌谣，大部分歌谣是《易经》的编撰者取自当时的古代民歌，也有小部分来自历史文献。古代歌谣多产生于当时的生产劳作或其他社会生活，句式有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等，变化多样。如二言古歌“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坎卦》六四爻），用“赋”的手法描述了一个人按照约定时间通过窗子用瓦器给被囚之人送酒食的情景，用韵简单，节奏紧凑，与反映原始先民紧张、明快狩猎生活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极其相似。可见，《周易》借“象”、《诗经》以“比”说理达情，而《易经》融“比”于“象”，即把生动鲜活的社会自然之“意象”与卦爻之“象”相结合，进而阐释趋吉避凶的道理。占有一定比例的四言爻辞韵语，亦将“比兴”用于表情达意，如《明夷卦》初九爻“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前两句说野鸡鸣叫欲飞，但左翼受伤下垂；后两句言君子虽欲离家远行，但多日无法进食。显然此古歌作者用野鸡受伤不能飞翔的情景“兴”起君子因不能进食无法远行的伤感情怀，语言质朴，读之就如读《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小雅∙鸿雁》“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等一样，韵律相协，朴实无华。卦爻辞编撰者取“明夷于飞”与“君子于行”情景的相似性、隐喻性、神秘性，喻示了人在条件不利或危险之时应该韬光养晦的道理，为了让筮者在行筮时便于知晓这种道理，于是附加了“有攸往，主人有言”的占辞，从而完成了从古代歌谣到爻辞的筮域书写。相比较而言，四言体歌谣在内容含量、表情达意等方面比二言体歌谣更具优势，所以从《易经》至《诗经》的发展中，四言诗也渐趋兴盛成熟起来。四言诗以上的优势，再加上其又便于诵读、记忆、传播，所以汉代一些易学家以其为载体架构了新的筮占体系，如焦延寿演一卦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为四千零九十六卦而创写的《焦氏易林》，杨雄拟《易经》而撰成的《太玄》，前者几乎全是四言诗，后者三言、四言兼而有之。与《易经》引用现成的古代诗歌不同，《焦氏易林》《太玄》为作者自作，因此更能彰显筮占语境下，四言诗在筮域书写中的变化。如《焦氏易林∙乾》之《家人》：“三女求夫，伺候山隅。不见复关，长思忧叹。”此处，焦氏秉持“观象系辞”的象思维赋诗为筮，其所用之象有：初、二、三爻为《离》卦，为中女；三、四、五爻互为《离》卦，为中女；四、五、上为《巽》卦，为长女；二、三、四爻互为《坎》卦，为中男；二、三两画互为《艮》，为山半见，四、五两画互为《艮》，为山半见，两山之间为关隘。所以焦氏认为《家人》卦象呈现出两位同龄女子与一位年龄稍大的女子在山中关隘之处共同追求同一男子的情景，因此种行为与礼法相悖，故男人不与三女在关隘之处相见，求筮者如筮得此卦，结局必定不圆满，所以焦氏以上述卦象为依据，又援引《卫风∙氓》“不见复关，泣涕涟涟”创为林辞，阐释了违背礼法的婚恋行为必定悔吝的道理。细读此林辞，两句一韵，其思“深”、其言“丽”，在语言风格、意境呈现等方面与《诗经》清新自然、藏巧于拙的“质”而无“文”的风貌相比，显然打上了刻意为之的雕琢痕迹。
教化、美刺等由“隐”至“显”。儒家思想的教化途径在于法天地设政教即由天道至人道，所以内含天道人道、以六经为主体的儒家典籍就承担了品行教化、知识教化、技能教化的重任，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作为融诗歌与占辞为一体的《易经》卦爻辞和《焦氏易林》林辞，无疑应该兼具《诗》和《易》的教化功能，但因受筮占形式限制或四言诗被掩盖的程度不同，《诗》的教化之功在从《易经》到《焦氏易林》的演变中具有了由“隐”至“显”的过程与特点。如“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中孚卦》九二爻），显然这是一首未被行筮者或卦爻辞编撰者改写的、以四言为主的古代诗歌。单就这首诗歌而言，作者欲通过摹画母鹤亲切呼唤、幼鹤积极回应的一种其乐融融的意境，告诫人们在为人处世中要以德服人、真诚待人、与人分享快乐或功绩的道理。其意境和目的与《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极为相似，都内蕴人唯有高尚的品行才能吸引他人效仿、亲附的意味，只是前者被置于筮占语境中，《诗》教的清新自然被《易》教的神秘隐喻掩盖而变得模糊了。如前文所述，到《焦氏易林》时，因林辞多为整齐划一的四言诗，很少含有“吉凶悔吝”之义的占辞，所以四言诗的《诗》教功能较之《易经》又得到某种程度的加强或恢复。另外，与《诗》的教化之功变化相一致，《诗》的美刺传统随着四言诗被占辞所掩盖或割裂也被逐渐弱化，或化为隐喻形式继续告诫执政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但到《焦氏易林》时，随着四言林辞的大量出现，《诗》的美刺传统又得到了某种强化。
要之，从《易经》到《焦氏易林》，四言诗经过卦爻辞编撰者或林辞作者的割裂、融合等筮域书写，不论在语言、形式，还是美刺、教化等方面都具有了由“质”而“文”、由“隐”至“显”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四言诗在经历《诗经》巅峰后，在两汉时期虽未再现辉煌，但本为卜筮之书的《焦氏易林》无形中保存了四千零九十六首四言古诗，成为先秦两汉时期规模最大的四言诗集，从而延续了四言诗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没有《焦氏易林》就不会有后来碣石遗篇的四言余响。
（作者：王长红，系齐鲁师范学院文史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