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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钩沉】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我国先进分子对俄国政治、经济及文学等方面的兴趣陡增，希望学习俄文，以求直接了解研究邻邦之状况并寻求救国之路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刘少奇同志后来在自述中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刘少奇自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4页）。而要研究俄国，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则必须懂俄文。在这样的情况下，俄文教育得到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
一
在创办俄文学校的热潮中，北京、湖南、上海值得关注。在北京，北大俄文系得以恢复。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张西曼后来说：“我与蔡元培、李大钊等发起社会主义研究会后，就企图在北大恢复俄文系，立意在培植专材，充分介绍这新兴革命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沟通两国文化……蔡校长临时接受了我们的主张、作了个英明的决定：成立俄文系”（张小曼编：《张西曼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页）。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等发起的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拟定发行俄罗斯丛刊、派人赴俄从事实际调查和勤工俭学等计划，后虽因上海成立外国语学社而未再开设俄文班，但派遣了任弼时等六人前往学习。
上海的俄文教育是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开展的。马克思说，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对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的俄文教育来讲，俄文不但是了解俄国之窗，更是通向俄国之路。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期的俄文教育与选拔赴苏留学干部密切相关。后来成为中共旅莫支部负责人之一的彭述之回忆，当陈独秀从维经斯基那里得知苏俄政府将创办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简称“东方大学”）的决定后，立即委托杨明斋在渔阳里6号筹办中国共产主义中央小组外国语学社，并以最紧急的方式当面或者写信给杭州最有声望的共产主义者陈望道、长沙早期党组织创建人之一贺民范、北京共产主义者领导人李大钊，“可能还有其他若干他认识的、多少受其影响的接近马克思主义者，要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们停止一切工作到上海来、为留学莫斯科做准备”（《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97页）。陈望道和贺民范等说服自己的学生，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的主要责任和愿望就是去俄国，在十月革命英雄们创办的学校里学习两三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外国语学社很快成立并以陈独秀和杨明斋的名义租赁了上海渔阳里6号作为校舍，开展俄文干部培养工作。
1920年9月，上海外国语学社连续六天在《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日每班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民国日报》，1920年9月28日）。
外国语学社公开登报招生，名义上开设5个语种，但实际上开设的主要是俄文。萧劲光回忆说，他们甚至把当时的外国语学社叫做俄文专修馆。多数学生也并非见报而来，而基本是通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团引荐而来，比如，汪寿华等是陈望道、俞秀松推荐的；任弼时和萧劲光等是毛泽东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推荐的；吴葆萼、蒋光慈等是陈独秀介绍的。外国语学社不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甚至还给予补贴。比如，任弼时和萧劲光报到后，每人领到5元的生活费，用于每月衣食住的开销（蔡庆新：《任弼时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外国语学社由临时中央副教育委员杨明斋担任校长，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担任秘书，同时也在校攻读俄文。
二
这一时期的俄文教育一开始便强调俄文学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革命实践的融合。在俄文教育方面，主要的教学目标是学习俄文，到苏俄留学、学习苏俄先进的革命理论与实践经验。萧劲光回忆说，“我们的学习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到俄国去，学习革命道理，回来搞革命，改变落后黑暗的旧中国。所以，我们学习俄文，都很用功，很刻苦”（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71页）。这一时期在外国语学社担任俄文教员的共有三人，即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俄共党员库兹涅佐娃（M.Кузнецова）和陈独秀老友之女王元龄。1921年1月前，杨明斋和库兹涅佐娃承担了全部的俄文教学任务，杨明斋负责基础俄文的教学，而库兹涅佐娃主要教授读音和会话课。1921年1月，由于库兹涅佐娃要随维经斯基回国，杨明斋也将在1921年春赴俄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于是陈独秀出面邀请王元龄教授俄文。在这之后，王元龄承担了主要的俄文教学任务，她回忆说，“冬天杨明斋同志到我的地方来接洽，过了阴历年约二月份初春，我到这里来教书，未到大热天约阴历五月份就结束”（《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第1407页）。
学员们在学习俄文的同时，还积极进行俄文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杨明斋就经常组织大家为《劳动界》杂志编辑部和中俄通讯社等做翻译、校对和印刷等方面的工作，学员袁振英还担任过《新青年》新开辟的“俄罗斯研究”专栏的编辑。中俄通讯社成立后，学员们从上海把中国的消息发往莫斯科，又把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稿送到《民国日报》《新青年》等报刊发表，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据萧劲光回忆，在外国语学社学习期间，刘少奇等人经常借助词典为中俄通讯社做翻译、校对文稿（《忆早期赴苏学习时的少奇同志》，《从工运领袖到共和国主席——忆刘少奇》，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59~161页）。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俄文教育开展伊始便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相结合。杨明斋和库兹涅佐娃担任俄文教员时，俄文课程多安排在上午，下午和星期日则主要进行语言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和革命实践。王元龄担任俄文教员时，俄文课程调整到下午，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革命实践活动并未中断。彭述之回忆说，“星期一到星期六整个白天都用于接受杨明斋和友人不断灌输给我们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各入门课程”（《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第1397页）。这里的意识形态各入门课程指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张仲礼研究员甚至据此将外国语学社称为共产主义干部培训班（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561页）。
学员们在外国语学社可以读到很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发展。曹靖华回忆，在外国语学社“除外语外，还可阅读《新青年》、《共产党宣言》、《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以及介绍苏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我如饥似渴地接受新思想的熏陶”。学社还经常组织学员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共产党》月刊，“第一本马列主义的书（指《共产党宣言》），就是外国语学社发的”（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第72页、第71页）。这些书籍对学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刘爱琴回忆父亲刘少奇在外国语学社的经历时说，“他通过看《共产党宣言》以及一些革命书籍，坚定了革命信念”（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载《开创新纪元的外国语学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第112页）。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成员如杨明斋、李达和陈望道等都担任过外国语学社的教员。陈望道亲自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每个星期日讲一课。李达也给学员们上过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另外，学社还请沈雁冰和邵力子讲授社会科学知识。彭述之后来谈到这段学习经历时说，“李达是我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启蒙人。当我们埋头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时，李汉俊成了我们的向导”（《上海革命史研究资料——纪念建党七十周年》，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06页）。
学员们还参加由党和团早期组织举办的各类政治报告，大部分报告是兼任学社秘书的俞秀松做的，也常常邀请陈独秀等来讲。为了培养分析问题的能力，常常让他们有准备地发言，在教学过程中常提出如下问题供大家思考，如：“要救中国，得靠什么？”“我们从俄国十月革命中受到什么启发？”等，以此引导学员们对中国革命前途展开思考。
学员们在学习之余还参与一些社会革命活动。首先是建团工作。这一工作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开展（《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学员魏以新后来回忆说，“我记得S.Y.经常开会，讨论如何进行工作，都是在夜晚八九点钟开的，一般的会开一两个小时”（《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第1384页）。其次是参加党和团内的活动，如印传单、帮助《劳动界》做收发、校对工作等，部分学员后来还参加了协助建党的工作。最后，一些学员还参加了工运活动的组织。例如，受组织委托，学员李启汉1920年秋开始到沪西小沙渡纱厂开展组织工人的活动，针对纺织工人文化水平不高的现状，他通过组织“半日学校”来提高工人们的阶级觉悟。
三
1921年春，经过八个多月的学习，按共产主义小组与苏俄方面的安排，外国语学社先后分三批，选派数十名学员赴苏俄留学，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派遣干部赴苏留学的序幕。第一批派出约二十人，第二批十二人，第三批有十余人，包括刘少奇、任弼时和萧劲光等。
外国语学社这种俄文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模式为学员们后来坚定信仰、留学苏俄、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基础。萧劲光回忆说，这使他们“学习了俄文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知识，为去俄国学习做准备，这是我们新生活的开端”（《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开创新纪元的外国语学社》，第306页）。
这些学员基本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后来逐渐转为中共党员并以其为基础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他们在苏联留学期间，凭借外国语学社打下的俄文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很快便能听懂俄文授课，阅读俄文书刊。他们学成回国后，逐渐在党务工作、工人运动、翻译传播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刘少奇同志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在领导工人运动、协调同苏联的联系、参与革命斗争等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曹靖华在赴苏俄进一步学习文学和政治理论回国后，翻译了一大批苏联革命作品，积极宣传、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王一飞翻译的《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等成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介绍苏俄革命的重要书籍。蒋光慈也翻译过列宁和斯大林的重要论著，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较为先进的革命军事理论等作出了贡献。
（作者：赵世锋，系复旦大学俄文系副教授、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藏1950年前中国共产党档案文献的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