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访谈录】
编者按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振复的著作《中国美学文脉史》,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王振复长期从事易学、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中国美学史论等方面研究,著述颇丰。《中国美学文脉史》一书,系由文化哲学之径研治中国美学文脉发展历程,视角独特。今日,《光明书榜》约请王振复谈论其著作,共同探寻中国美学文脉的气象与精神。
问:《中国美学文脉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以“美学的哲学品格与哲学的美学意蕴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为基础,怎么理解这句话?
答:任何美学史著,都是作者美学观的体现。美学存在的前提是哲学,美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却并不意味着它可以离开哲学而独行其“是”。真正的哲学,作为俯瞰兼沉潜于自然与人生的世界观,是高蹈、冷峻且深沉的理性,向超理性的诗性升华。它是具备美学特征的。美学或者文化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哲学或者文化哲学意义的世界意象、人类情感与人的自由意志三者的结合,因此具有哲学的品格。
文化是物质、精神、结构、发展、语言文字、价值意义和作为主体之人的总和,具备时间与空间等多重性质。因此,这本书梳理的中国美学的“文脉”,既具有历时性,又与一定时期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美学思想的根因和背景紧密相联。
问:书中将中国美学文脉史分为八个文脉相系的时段。每一时段有怎样的美学建构?其划分依据是什么?
答:中国美学文脉史可划分为八个时段,而且彼此相系。
春秋战国之前,原始审美意识在以原始巫文化为主导的上古文化中孕育。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美学主要在诸子学的建构中发展。儒家的仁学以人与社会的合契为善美,道家的哲学以人与自然的合契为善美,它们都以成就民族与时代的健康人格即“做怎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为精神关怀。秦汉时期,从儒学经学化到经学谶纬化,这一时期的宇宙论的出现让中华民族的审美视野拓宽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美学的文脉以玄为基质、以佛为灵枢、以儒为潜因。政治哲学意义的名教自然之辨,语言哲学意义的言意之辨,本体论哲学意义的有无之辨,生命哲学意义的才性之辨等,拓展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隋唐时期,以“意境”说和佛教美学为代表的中国美学,实现了它的历史性转换和时代嬗变。宋明理学,具有儒道释三学综合的文脉特质。到了清代,美学思潮转而崇尚“实学”。20世纪西学东渐,各种思潮涌现,推动了现当代中国美学的构建。
这样划分的依据是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从史前天命观、春秋战国心性论、秦汉宇宙论与魏晋本体论,中国美学史,走过了一条从初始孕育、酝酿、奠基到建构的历程。从隋唐的文脉变化,宋明的三学合一,有清一代以“实学”为主题,中国古代美学发展到高峰之后逐步走向终结。20世纪,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的开新阶段。
问:您长期从事中国巫文化学与美学研究,书中也用一定篇幅讲述了原始巫文化或为人类审美之始。请您谈一谈,美为何诞生于“巫”?
答:《说文》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袖舞形”。在这里,“巫”“无”与“舞”三者合一——“巫”是哲学范畴内异化了的“主体”;“无形”的“无”,有待于发展为哲学本体的“无”;“舞”作为巫性仪式,尔后成为艺术审美的滥觞之一。原始巫性作为审美的人为之“根”,处于神性与人性之际,它是崇天与知天、拜神与将神、渎神与媚神的二律背反又合二而一,且以前者为主导。原始巫文化,是原始审美意识发生的人文温床之一。
问:您认为,古老的中国文字是中华民族(主要指汉族)原始审美的渊薮,甲骨文中蕴藏着丰富的原始审美意识。可否举例一二?
答:试举一例。比如“井”字,甲骨文写作“(见图1)”。《说文》说“八家一井”,是指传说中夏禹时的井田制度,而不是指八个家庭合用一口水井。所谓“伯益作井”,指帮助大禹治水有功的伯益作井田,而不是指伯益掘井。在古代,八家私田围合于四周加中央一块公田,都为旧制百亩,就是《孟子》所说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井田的平面,便是《周易》八卦九宫这一文化模式,它是中国古代理想的棋盘格城市布局的文化和哲学原型,且美在其中。我们在唐代长安城布局里,可以看到这种美学理念。
问: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思想蔚为大观。您认为,与儒家学说相比,道家哲学可能更直接、潜在而有力地影响了中国美学的发展路向。如何理解这个判断?老庄的哲学,具有怎样的美学特质?
答:儒家所说的,主要是“人道”。儒学贯通于整个中国文化的伦理领域,以政教、道德与仁的人格修养等为主题,是笃信于“有”的一种文化。在审美上,儒家追求道德人格的善美,将自然美看作道德的象征,所谓“君子比德”。
道家文化的核心为“道”,它的思维进入了“无”这一精神境界,直指哲学本体。道更重视形而上的哲学追问。综观中国美学史,许多重要范畴,如道、德、气、无、太极与无极等,大凡由道家首创。道家钟爱自然山水,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山水花鸟画以及园林等美的创造,充满了自然、无为、虚静与淡泊的道家精神。
老子的美学思想,以“道”为核心,触及了人类精神故乡的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具有葱郁的理性。致虚极、守静笃,不因外物而悲喜,是人格修养也是审美境界。道家倡言“大象无形”“抱朴守拙”,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等美学命题,具有哲学意义的怀疑精神。这些都说明,老子的美学具有丰厚且深邃的精神底蕴。
庄子所阐扬的,是为求解社会、人间的生命难题。如果说《老子》是冷峻而精辟的,那么《庄子》就旷达、明丽。它肯定“混沌”之美,追求天人合一,以“逍遥游”为审美至境,执着于“心斋”“坐忘”,以“齐物”强调美的相对性,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一话题,是神采飞扬的。
问:孔子的仁学,具有怎样的审美意识?孔子对中国美学的贡献有哪些?
答:《论语》里谈到“美”的地方有十三处,大致可以分为四种内涵。一为道德伦理的“善”,如“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二是形式美,如谈论宫阙、服装的形制。三指人格美,如“周公之才之美”“尊五美”等。四为艺术美,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儒家的“仁”,实为自由意志之境。好比穿鞋,道家以为人不必穿鞋,以天足最为自由;佛家认为,穿不穿鞋无所谓,都是空幻的;儒家则说,不穿鞋何以为人,然而鞋子太大太小,都不足取。有一种穿法非常合脚,穿比不穿还要令人舒服自在,这便是“仁”的道德审美。孔子仁学的文化基因,尤为关注人的群体生命,追求道德人格的崇高,它可以通向美学。
孔子对美学最大的贡献在于,初步奠定了以“仁”为文化特色的人格美的审美理想。孔子还构建了“君子比德”的美学观,所谓“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孔子对诗歌“兴观群怨”的评说,是对艺术审美具有社会道德功能的提倡。
问:中国历史在发展至秦汉之际,进入了大一统时代。据您形容,此时的精神领域从纷争走向综合,有一种包举宇内的气度。汉代美学思想的主要创造是什么?
答:汉代固然有黄老、谶纬学,但真正恢弘、浑朴显示大汉气度与宇宙精神的,是作为“审美正剧”的经学。以汉代象数学与《春秋繁露》、《易传》笺注等为例,其理念已发展到以仁学的目光仰望苍穹,提出“天人一也”“天时、地利、人和”“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等思想,这是一种壮阔恢弘的审美思想。
问:据您所述,魏晋南北朝完成了中国美学的真正构建。怎样理解这个论断?
答:首先,这一历史时期,作为中国文化之魂与美学之基的哲学,在玄学与佛学、儒学的冲突、调和中,完成了自先秦心性说、两汉宇宙论到魏晋本体论的理论建构。其次,作为中国美学思想重要构成的文论、画论、乐论与书论等走向成熟,有一批理论著述问世。再次,在美学思辨与理论建构中,涌现出如意象、风骨、形神、言意、有无、才性与体用等重要的美学范畴或美学命题,对后世的美学文脉影响深远。最后,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形成了以“士”为代表的人格审美典范。
我们常说的“魏晋风度”,它有这样几个美学表现。其一,容神之美,如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其二,放逸之美,如著名的“雪夜访戴”。其三,率真之美,如嵇康、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其四,巧辞灵思,如《世说新语》所载孔文举访李元礼的机敏对答。其五,雅量而无私,如阮光禄有好车而人不敢借便焚之的行为。其六,生命悲慨之美,文士身居乱世,文学艺术的审美充满了忧思、悲慨和对普通人的同情。
问:“意境”是唐代美学的核心理念。什么是“意境”?它在唐诗中有怎样的体现?
答:“意境”,指“境生于象外”“象外之象”这一境界,比意象更空灵、深邃,它是唐代文化和儒道释三学走向融合的精神硕果,由王昌龄在《诗格》中首先提出。王昌龄把诗分成三种境界。一为“物境”,是“物累”的“审美”;二为“情境”,是“情累”的“审美”。三是“意境”,无死无生、无悲无喜、无染无净、无是无非、无真无假、无善无恶,又是生气灌注的。
且以王维禅诗为例。《辛夷坞》写道“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写的是“无我之境”——物我两忘、静寂、空灵、幽深、圆融、本然,这首诗里都具备。
问:宋明理学,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它怎样与审美建立联系?宋明理学有哪些美学意蕴?
答:宋明理学的美学主题,在于道德作为本体如何可能。它提倡“穷理尽性”“止于至善”,显然跟审美所追求的精神极致同构。
宋明理学的美学精神无他,为“头上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头上的星空”,指道德问题上升到哲学本体的提问;“心中的道德律令”,乃因“星空”灿烂的映照而达于精神的超拔,实现至善的人格。两者之间,宋明理学家建构了独特的美学,比如对“主静”和“居敬”等人格美的追求。
宋代文艺,偏理性、冷色、宁静、文雅、秀逸、严谨,此时的审美,已从唐代欣赏的朝霞喷薄,转而钟情于月印万川。
问:清代美学的精神特征是什么?
答:尚“实”。在思维品格上,以“气”论为精神底色,气是一种充盈于形上的“道”、形下的“象”之间的境界。在道德审美上,重新弘扬先秦原儒的美学诉求,而且具有近代科学的人文精神,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古典审美的终结。
问:20世纪的中国美学,是怎样向前推进的?
答:20世纪初,中国美学文脉从古代传统到现代开新的时代嬗变,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多种文化思潮的碰撞或调和,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之路的前提。由此形成多种美学思潮,每一种思潮的代表性观念和人物都很多,共同构成这一时期中国美学海纳百川、汩汩向前的宏大气象。其间,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国化是中国美学文脉史的重大事件。一种深蕴中华的文化哲学根性,又极富现代意识与视野的中国美学,正磅礴于学坛。
问:本书的写法,并非通常文艺美学的研究路子,这本书也不是通常意义的中国美学通史。这样做的优点在哪里?有没有不同的声音?
答:本书的研究,并非偏于阐述各个历史时段的“美”,而是从文脉角度,探寻审美如何发生、发展、转换的文化根因、根性和背景、轨迹,即“上下文关联域”,及其文化哲学的内涵和机制。
个别评论者说,这一写法是将美学现象的生成、发展都归因于文化传统。我个人的看法是,尽管文化、文化哲学不等于美学,而中华民族的文化,的确在一定意义上有决定“中国式审美”的意义。学术不怕争鸣,思想就是在各种观念的交锋中不断向前推进的。
问:请问在学术领域应如何善思并创造出好的作品?
答:学术发展的根本在于不断提出、思考、分析和解决新问题。应努力多一些科学的立说,少一些重复的阐释。好的美学和美学史研究,应当在“我注六经”的前提下,实现“六经注我”,努力达到实证与理念、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本报记者韩寒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