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书胜地说厂甸

  现在我们买书，如果不是急用，往往会选择在某个购物节下单，因为这时商家会以较为优惠的价格来招揽顾客。

  以前虽然没有购物节，但有庙会，尤其每年春节期间的庙会，盛况和今天的购物节相似。而北京的厂甸庙会则是旧时读书人最喜欢的庙会之一。庙会期间，那里堪称淘书胜地。

  乾隆年间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里有这样一段描写：“每于新正元旦至十六日，百货云集，灯屏琉璃，万盏棚悬；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这里写的就是厂甸春节书市景象。

  厂甸也称琉璃厂，元代在此设立了烧制琉璃瓦件的窑厂，明代为工部五大窑厂之一。明嘉靖年间，窑址迁至京西门头沟，琉璃厂仅余其名，窑前空地称为厂甸。

  据《燕京岁时记》：“厂甸在正阳门外二里许，古曰海王村，即今工部琉璃厂也。”约定俗成，厂甸以琉璃厂为中轴线，北起和平门路口，南至虎坊桥路口。

  康熙年间，每逢过年，琉璃厂一带就有集市，叫“开厂甸”。琉璃厂的“厂甸”，全称厂甸春节集市，以经营书籍、字画、古玩文物、笔墨纸砚等为主，被称为“文市”。

  清乾隆以来在北京生活过的文化名人，几乎都有过逛厂甸淘书的经历。从纪晓岚、林则徐、翁同龢、李慈铭、王懿荣、罗振玉，到康有为、谭嗣同、沈钧儒、鲁迅、朱自清、齐白石、郑振铎、老舍、邓拓、张中行等，都曾在厂甸留下了淘书的身影。

  据清戴璐《藤阴杂记》记载，清代经学家程晋芳送给袁枚的诗中有这样两句：“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袁枚看后立即笑道：“此必琉璃厂也。”

  从翁同龢日记可知，他是从咸丰十年（1860）开始“游厂”的，并且连续四年前往。对比他和李慈铭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们分别在1860年的正月十三和1861年的正月初十去了厂甸。所不同的是，翁同龢大都“无所得”，李慈铭多是收获颇丰，“捆载而归”。

  时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林则徐在1816年正月初七和正月十三的日记中分别写道，“上午剃头，赴琉璃厂，晚回”；“上午观厂，晚回”。早出晚归，一逛一整天，厂甸书摊对读书人的吸引力，由此可见一斑。

  富察敦崇在1900年完稿的《燕京岁时记》中这样写道：“（厂甸）街长二里许，廛肆林立，南北皆同。所售之物以古玩、字画、纸张、书帖为正宗，乃文人鉴赏之所也。惟至正月，自初一日起，列市半月。”郑振铎在《燕京岁时记》题跋中也提到厂甸，“废历元旦至灯夕之厂甸，尤为百货所集；书市亦喧闹异常，摊头零本，每有久觅不得之书，以奇廉之值得之。余尝获一旧抄本《南北词广韵选》，即在厂甸中某摊头议价成交者”。这道出了读书人喜欢逛厂甸的个中缘由。

  当然，最喜欢逛厂甸的，还要数鲁迅。国画家王羽仪在他的《旧京风俗百图》中这样题道：“鲁迅寓京期间，很爱逛厂甸，每年春节必去，而一九一三年集市的半个月间，竟去了七次。他去厂甸，旧书摊大概总是要去浏览一番的。”据《鲁迅日记》记载，在1912年至1926年十余年间，鲁迅去琉璃厂有480次之多，并把所购书籍、文物、碑帖等名称及所花银两等写得一清二楚。

  1937年1月8日，胡适在北京大学教完课后，与毛子水一起逛了厂甸，但由于天色已晚，只买了几本书。于是于2月24日，胡适又“与子水同游厂甸，只到土地祠一处，买了一些杂书”。这些所谓的杂书，分别是《朱子百选》《晦明轩稿》《历代法宝记》《封神演义》等，共计十本。在一处就买了十本书，可见胡适是个真买家了。就在胡适与毛子水逛厂甸的次日，朱自清与沈从文、林徽因、杨振声、金岳霖一行五人，也把厂甸逛了一遍。朱自清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写道：“逛厂甸……今日为旧历上元节，西四牌楼一带，人如潮涌。”可见当时厂甸的热闹景象。

  萧乾在《北京城杂记》中说：“我最怀念的，当然是旧书摊了。隆福寺、琉璃厂——特别是年下的厂甸。我卖过书，买过书，也站着看了不少书。”因此，萧乾非常怀念琉璃厂的旧书摊，盼望有一天北京还能有这样的旧书摊，来让那些“知识分子互通有无”。

  学者刘知秋谈到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时说，富察敦崇对琉璃厂的描写与他所见“大致相同”，但富察敦崇写得“过于简单”了。为什么刘知秋敢这样说，因为他“从1927年到1936年这九年中，过春节时，几乎天天逛厂甸”。他的兴趣爱好，也从小时的“食品、玩具”，慢慢变成了后来的“旧书、旧画”。所以他对“厂甸的全貌，至今记忆犹新”。与之有相同经历的，还有住琉璃厂附近的语言学家周祖谟。他也是每年都逛厂甸庙会，大约从十六七岁起，开始“买起喜爱的古书来”。

  从晚清到现代，文人学士到过北京的，很少没有逛过厂甸的。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称厂甸的书摊是“安身立命”之所。从他们的笔记和日记里，我们似乎依然可以嗅到厂甸浓浓的书香。

  （作者：刘绍义，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