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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4日 星期一

    吴汝纶的淑世情怀与诗学归旨

    作者:黄振新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4日 13版)

      吴汝纶是晚清桐城派的大师,被称为“兼通新旧、融合中西的人物”。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政治局势,他怀着浓郁的淑世情怀,提出诗为“中国之奇宝”等重要论断,期望通过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发挥拯救民族危难的功效。吴汝纶的诗学思想和行为实践,促进了晚清桐城派诗歌创作的繁荣,也形成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济时应变的学术归旨

      吴汝纶曾任曾国藩、李鸿章幕僚,出任深州、冀州知州,主持保定莲池书院,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政治前沿和教育一线,对政治局势和社会境况有深刻的认识,对如何改变中国现状有积极的思考。

      张宗瑛称吴汝纶“不徇世论,大旨以济时应变为宗”,阐明了吴氏的人生追求和学术归旨。吴汝纶立足时代变局,积极探寻应对之方。一方面,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认为这是“振民之穷而使之富”的必然选择。“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他对西方的科技、军事、建筑、农工、医学等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专门在莲池书院设立西学堂,延聘外教培养新式人才。另一方面,重视中国传统文化陶冶人心的作用,把诗文作为古代“圣哲精神”的载体,努力守护中华文明的根脉。他说:“汉魏以来大家之诗,皆中国之奇宝。”其将“文明”二字分而析之,指出欧美诸国自诩“文明”,“明”则“有之”,“文”则“未敢轻许”,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之处是以“文”取胜。因此,他强调要将西学的技法之用和国学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得欧美富强之具”而“以吾圣哲之精神驱使之”。

      “应国家之须”是吴汝纶为政、为学的目标指向,其实施路径是向内以“治心”、向外以“治事”。他将修身、经世和文学联系起来,提出为学三要:“学为立身,学为世用,学为文词。”立身是基础,世用是目的,文词是手段。吴汝纶并非在狭小的文学空间中看待诗文,而是将其放在时代政治、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彰显了以“世用”为归旨的学术品格。

    家国之忧的主题映现

      忧患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根据所忧内容不同,可以分为“个人之忧”“居丧之忧”“家国之忧”“生命价值之忧”等不同类型。吴汝纶的忧患主要表现为“家国之忧”,是内心淑世情怀的外在映现,体现了修齐治平的责任担当。

      吴汝纶在品评他人诗作时,格外关注其中蕴含的忧世主题。其评鲍照《代东门行》“此诗盖忧乱之旨”,评谢灵运《苦寒行》“此悲世乱”,评江淹《步桐台》“此忧乱之旨”,等等。个中有两个方面着墨尤多:一是凸显建功立业的志向和怀才不遇的遗憾。评曹植诗歌特地征引《魏志》“植每欲求别见,独谈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之语,揭示其虽有用世之心,但命途多舛,满腔抱负难以施展。评陶渊明《读山海经》组诗“恨不及生盛时”“言贤士放逐”“讥朝廷所用非材”,表达了对贤士不被重用的惋惜。二是抒发朝代更替的悲凉和物是人非的悲慨。评谢灵运《善哉行》“此感晋宋嬗代”、《豫章行》“此言晋室将亡”,揭示了诗歌寄蕴的兴亡之感。评陶渊明《读山海经》“言宋君臣不自知死亡”“言忠良被害”,表达了对昏庸国君的批判之意。评沈约《孝古》“此岂有故君之思邪”,突出了对故主的思念之情。晚清世乱,吴汝纶对相关作品的理解具有很强的现实感,能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鸣。其读庾信《寄王琳》时写下“家国之恨,百感交集”,读陆云《涉江》落下“此痛吴亡”,拳拳之心,感人肺腑。

      面对国运维艰的政治局势,吴汝纶的诗歌较少书写个人的悲欢,而是通过诗作来透视社会镜像,表达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思考。纵观他的诗作,虽能偶闻“桑田沧海看今熟,青眼高歌听谷音”遍观风云的超脱之音,但是更多的是“天上黄河犹可塞,胸中五岳岂能平”面对复杂局势的不平之鸣和“八尺画堂裹章服,可怜猿鹤故园心”无法扭转乾坤的悲伤之叹。“忧”“愁”“泪”“风”“雪”“浪”等字眼贯串了吴汝纶诗作的始终,映衬着诗人对艰难时世的悲慨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阳刚之美的自觉标举

      受到淑世情怀的影响,吴汝纶积极推举刚健诗风,期望通过沉雄豪迈、大气磅礴的诗歌焕发精神力量,激发人们的斗志,改变国家衰敝的局面。

      吴汝纶标举阳刚之美,具有多个方面的表现。其一,凸显“惊矫”之势。在日记中记录摘抄七言古诗时说:“李杜前名作殊少,独鲍诗惊矫。”他对鲍照诗歌评价很高,指出鲍诗具有“生峭”“疏仆”“俊逸”多种风格,最为青睐的是“俊逸”一路。关于“俊逸”之含义,乔亿认为“逸”字当作“奔逸”解,如此才能“托出明远精神”;吴汝纶则指出俊逸乃是有“气势”者,相较于“奔逸”更加凸显了阳刚品格。其二,推崇“遒劲”之力。他在日记中又述:“近读《瀛奎律髓》,知文字佳恶,全于骨气辨之。作家必沉雄,其未至者率浮弱。”强调诗歌要有气骨,笔力当求雄健,不能轻率浮弱。范当世是其最得意的门生,他评价范氏《上吴先生》:“句句横亘万里,字字扪之起棱。不知肯堂胸中吞并几许古人也。至其振懦起顽之盛心,挑战致师之猛势,令人和战无策矣。”“横亘万里”点出博大的气象,“扪之起棱”折射出精巧的构思,“振懦起顽”反映了矫正孱弱的功力,“挑战致师”彰显了勇于超越的勇气。其三,昭示“兀傲”之气。《答施均父》说:“窃观自古文字佳者,必有偏鸷不平之气,屈原、庄周、太史公、韩昌黎皆是物也。”评李刚己诗“气势驱迈,雄怪惊人”,评范当世诗“接笔突兀峥嵘”“后半兀傲可喜”“纵横突兀处最可爱”。他将诗文创作与作者人生经历相勾连,强调了创作主体内心郁积情绪对诗文创作的影响,着力彰显诗文蕴含的情感力量和形成的跌宕纵恣之势。

      朱光潜曾用“雄伟”一词概括阳刚之美,以“雄”表征康德所谓“精力的sublime”,以“伟”概括康德所谓“数量的sublime”,指出“外物的‘雄伟’适足激起自己焕发振作”。吴汝纶认为诗歌风格与作者志向紧密相关,主张通过阳刚的诗歌焕发振作的力量。他本人诗作也具有“廉悍恣纵,直逼韩杜”的特点,是其诗学主张在创作上的延伸。

    古雅品级的执着追求

      尊古尚雅是桐城派文人共同的审美偏好。吴汝纶秉持桐城家法,立足时代语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赋予“古雅”以新的意涵。

      吴汝纶曾和萧穆探讨过刘大櫆、姚鼐诗文成就高低的问题。萧穆认为二人不相上下,吴汝纶则认为,姚鼐功力深厚,诗歌“雅洁奥衍”,而刘大櫆时有“客气”“俗气”,故姚“过刘甚远”。吴汝纶赴日考察学制期间,日本学者向其讨教诗学问题,问及白居易、张问陶诗歌如何。吴氏警戒问者勿学白、张,因为二人作品具有“轻薄”缺陷,不合古雅要求。他说,“诗学戒轻薄,杜牧之不取白香山,为此也”,“船山之诗,入于轻俗,吾国论诗学者,皆以袁子才、赵瓯北、蒋心余、张船山为戒”。吴汝纶不仅认为诗歌创作需要求雅,就是诗学评点文字也需避俗。《答廉惠卿》说:“顾氏《毛诗订诂》自是佳著,独其间时时杂用俚俗语,亦是一失。”《毛诗订诂》乃为订《毛诗诂训传》而作,因其解说使用俚俗之语,受到吴氏“释以浅陋”的诟病。吴汝纶还强调,这是清人解诗的一大弊病,应该予以警惕。

      有学者将“雅”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理想品级”,指出唯有“雅”才有生命意味,才能使主体心神具有从“有限”跃入“无限”的可能。时至晚清,随着西学的浸入,传统诗学理论受到冲击,雅俗之争也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他积极支持严复翻译《天演论》《原富》等西方著作,一个重要原因是要通过翻译将桐城诗文的艺术精神予以延伸,传扬高古典雅的艺术旨趣。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大背景下,吴汝纶执着“古雅”理想品级,坚守传统、弘扬国学,体现了崇高的文化理想和浓厚的人文情怀。

      (作者:黄振新,系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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