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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文字中的地名资料，主要集中在当时的简牍官文书、官印、兵器、封泥、铜器等载体中，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人文地理、自然地理两大类，包括行政区划名、山川湖泽等。我们本次讲座所关注的战国文字地名资料，专指其中战国时期的地理资料，楚简等资料中的战国以前地名不在讨论之列。
随着新资料的不断公布以及战国文字研究的发展，战国文字地名的整理与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次讲座将对这些内容加以介绍，同时也总结其中的成功经验与有待提高之处。
研究概况
所谓“行政区划”，是“为国家行政机关实行分级管理而进行的区域划分”，也就是指在国土上建立一个由若干等级、不同幅员的行政区域所组成的体系。我国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政区单位包括“郡、县、道、州、府、行省”等，而我们所关注的战国时期文字中常见的政区单位主要是“郡、县”二级，县级以下的则有“乡、州、里、遂”等，从时间上来说，各种政区单位资料的时代集中在战国中晚期。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秦郡新考》（1947年）是秦郡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得出了秦郡46郡郡目，《中国历史地图集》（1985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鄣郡、庐江郡”，这是历史地理学界长期流行的主流意见。关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设郡的情况，杨宽《战国史》（1955年第一版，后经两次增订）“战国郡表”曾有过统计，共计六国之郡24个、秦郡36个；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2013年）认为六国置郡31个（含齐国5都）、秦国统一之前置郡7个；何慕《出土文献所见秦郡名考》（2019年）统计秦封泥、秦简等出土文献的秦郡共29个、待定3个。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1959年）、李家浩《先秦文字中的“县”》（1987年）先后释出齐文字以及三晋、燕国文字中的若干字，郝本性《新郑“郑韩故城”发现一批战国铜兵器》（1972年）公布了一百多件韩国有铭兵器、黄盛璋《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和年代及其相关问题》（1974年）系统整理了三晋各国都城与地方各县监造的兵器，以上工作都推动了对战国县制的深入研究。
战国文字资料中“县”的判断标准问题，以往学界较少注意。陈伟《包山楚简初探》（1996年）对包山简中楚县的判定进行了讨论，提出“司法职权”“名籍管理”“职官设置”等三项标准；颜世铉《包山楚简地名研究》（1997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八项标准。吴良宝《战国文字所见三晋置县辑考》（2002年）、《谈战国时期齐国的置县问题》（2017年）对三晋文字、齐文字中的县进行梳理，使用了多项判断标准。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2009年）也对战国文字中“县”的判定作了阐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
对于各国置县的情况，目前学界意见多有不同。后晓荣《战国政区地理》（2013年）曾统计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秦、六国置县的数量，共计567个县、27个可能是县的地名；李晓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先秦卷》（2017年）统计出六国设置了183个县名、196个疑似县名，以及秦国置县共365个。受限于各种条件与因素，战国时期秦郡名目、各国的置县数量，相当长时间内都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统计数字。
历史自然地理特别是古代的水道径流、海岸线等的研究难度极大，目前基本上无法复原或准确画出，并导致学界相关的争论。比如，《山海经》《尚书·禹贡》等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水道孰早孰晚，学界尚存在争议。从事战国文字地理研究的学者，多数侧重于地名的文字释读以及国别年代判断、地望考证、诸侯国的疆域变迁等内容，对于战国文字中的自然地理研究相对薄弱。目前对战国文字自然地理资料的讨论，主要是水道名（比如新蔡葛陵楚简的“沮漳”、上博简《容城氏》的“蒌水”等）、山名（郭店简的“鬲山”、清华简《楚居》的“畏山、穴穷、乔山”）的考释，上博简《容城氏》“竞州、莒州”等“九州”的讨论也可归入此类研究。
学术价值
战国文字地名研究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下面试作说明。
首先是提供了不见于传世文献记载的政区地理资料。
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秦封泥中出现的“苍梧、洞庭、江胡、巫黔中”等，都是不见于史籍记载的秦郡名；三晋文字中的“邯坵、龙阳、氶、辛市、狐泉、蔑”、齐文字中的“奠昜、清陵、慎鱼、武寻”、燕文字中的“东阳、中阳”、秦文字中的“义阳、门浅、定楬、蓬”等，属于县、道之名，这些都是可以用于补充传世文献记载的第一手材料。
其次是提供了更明确的地理沿革信息。
例如，某些秦郡的始置时间一直存在争议，而通过出土秦文字资料的考察，可以为这些讨论提供相对明确的年代下限。据《汉志》班固自注，泰山郡、武陵郡都是西汉“高帝置”，但是岳麓秦简、里耶秦简中已经出现了“泰山守”“武陵泰守”，说明至晚在秦代这两个郡就已经设置，早于文献中的班固注说；谭其骧认为衡山郡是秦统一之后方由九江郡析置，而岳麓秦简出现了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行戍衡山郡”的记载，这证明了衡山郡的设置不得晚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结合传世史书中的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省、途径衡山郡相关记载，说明衡山郡是秦始皇三十六郡之一，并非秦统一之后才析置而来。里耶秦简的一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文书中出现了“苍梧为郡九岁”的内容，由此我们可以推算苍梧郡始设于秦王政二十五年，由此推断苍梧郡、洞庭郡均为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定荆江南地”的结果。里耶秦简“琅邪尉徙治即默”的内容，证明了即墨郡是秦统一之后析自琅邪郡，由此纠正了以往即墨郡置于秦灭齐之时、名为“胶东郡”等误说。
秦简对郡治研究亦有推进作用。里耶秦简所记秦洞庭郡“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的文书传递路线，揭示出新武陵是洞庭郡治，而里耶木牍又可以为我们继续探讨新武陵、门浅、上衍等秦县的地望提供线索。上述这些问题，如果仅靠传世文献记载，是无法圆满解决的。
另外，有些地名上可以溯源到春秋时期、下可以系联到西汉时期，帮助我们补足县级政区沿革的链条。比如，韩国铜壶上的“隋”、三晋官印“上阳守”的“上阳”等地名，即《左传·隐公五年》记载的晋地“随”（在今山西介休市东）、《左传·僖公五年》所记之“上阳”（在今河南三门峡市东），这些都不见于战国时期的文献记载；秦官印中的“束州”（今河北河间市东北），见于《汉志》勃海郡，正因为官印的文字记录，束州建置可据此提前到秦代。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资料，也为我们研究战国与秦代的郡县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地名有相当一部分是当时的县名。黄盛璋共考证了兵器中出现的三晋县名47个（分别为韩12个、魏17个、赵9个，国别待定9个）。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更进一步指出：“战国古玺不少是县一级官吏的玺印。在这时的兵器上，每每也刻有郡县官吏署名的铭文。同时，许多货币上的地名，也是县的地名。这些古文字文物，都是郡县制发展普及的实物证据。”
这些资料还提供了研究战国时期诸侯国疆域及其变迁的史料。在这方面，带有纪年信息的兵器、铜器的价值尤为明显。铸造时间比较明确的尖足布币、三孔布币也是重要的资料。例如，通过结合三孔布币、官印等资料中的“且居、崞、当城、上艾、余吾、扶柳”等地名，我们可以勾勒出公元前249年之后在今山西省北部与河北省内的赵国疆域的轮廓；战国晚期韩国桓惠王、韩王安时的兵器出现地名有黄河以北的“野王、长子、彘、屯留、介”、黄河以南的“安成、襄城、新城、蔑、釐、阳翟、高都、梁”等，据此我们能够大致描绘出这一时期在今山西、河南省境内的韩国疆域轮廓。
最后是能帮助进一步校订古代典籍文献中的地名讹误。例如，秦封泥中出现了“方渠除丞”，学者据此指出，《汉志》北地郡的“方渠”“除道”两个县、道其实是秦“方渠除”一个道名的误拆。秦兵器的置用地名“徒淫”，旧多误释为《汉志》西河郡属县“徒经”，而根据秦封泥、张家山汉简《秩律》等来分析，“徒经”乃“徒淫”之讹误。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秦昭王三十三年（公元前274年）“攻祭、中阳”（三三壹简），简文的“祭”通假为“蔡”，整理小组据此指出“疑《秦本纪》‘蔡阳’系‘蔡、中阳’之误”。
这里试举一例，学者通过清华简曾解决了一个学界长期聚讼的问题。《左传·隐公元年》记载的著名故事“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宋庠本《国语·郑语》虢郐十邑的“鄢”，其实都是“邬”之误字。考虑到乌、焉两个字或偏旁在战国文字阶段字形区别明显，推测这个讹混应该发生于中古时期。既知“郑伯克段于鄢”的“鄢”实为“邬”，叔段一败于京、再败于邬，最后逃窜到黄河以北的共地，其败逃过程与路线由此就得以厘清，无需牵扯到今天的河南柘城、鄢陵等地。
再试举一个后世对《战国策》原文误改的例子。《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昭王”章记载：“秦不出崤塞，齐不出营丘，楚不出疏章”，意在论证如果安于现状、不思进取，那么秦、齐、楚等国当年就不会离开他们的始居地，也就不会有今日之盛。而在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出现了类似的内容：“自复而足，楚将不出雎章，秦将不出商阉，齐不出吕遂，燕将不出屋、注”，比较以上两则材料，记载的秦不出的“崤塞”和“商阉”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地名。参考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有“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吾，以御奴卢之戎，是秦之先，世作周卫”的内容（第14—16号简），李学勤指出，秦人始居之地本是东方的商阉（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后被谪迁到西垂的邾吾（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后世不了解这一史实，遂将策文“商阉”误改为今传本的“崤塞”。
不足之处
战国文字中的地名，相当一部分见于《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之中，这方面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已取得很可观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文字释读有误、通假破读不当、地望考订有误等。
战国文字地名资料中的疑难字不在少数，燕国官印中的所谓“洀汕”（《古玺汇编》0363），至今已有“洀谷”“湶水”“潮汕”等多种释读意见，尚未达成一致。形近混同导致的误释，也会给地名研究制造困难，比如楚简地名“酂”长期被误认为“（见图1）”字，实际上“赞、鬲”二者的上部笔画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虽然楚国金币上的“（见图1）”早在1980年就被正确地释出，但并未在区分“（见图1）”“酂”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地名文字释读有误，有的因图版不够清晰导致。深圳南山博物馆藏的韩国七年令雍氏戈，内部加刻的置用地名所谓“崤山”，实际应是“比阳”二字，这是后续依靠清晰照片得以纠正的。
楚国鄂君启舟节中的“鄂”地长期被定在今湖北鄂州市，加之“由”“古”二字时有形近相混的情况，导致“油”字被误释为“沽（湖）”，由此误释进而提出了节铭有三条水运路线的观点，将“逾”理解为“更换水路”或采用“水陆联运”的方式。直到陈伟正确地释读为“油（淯）”，即今汉水的支流白河，舟节上半段的线路才基本得以理顺。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界未将节铭的鄂定为《汉志》南阳郡的西鄂，在当时释字水平情况下，误释“油”为“沽（湖）”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南阳盆地没有大型的湖泊水面，定为西鄂就难以解释节铭的“逾湖”之说，即便想到可能是“油”字，非历史地理领域的学者也不一定会联想到此字可以破读为《山海经》（《文选》注引）、《水经注》里的淯水。
黄盛璋在《试论三晋兵器的国别与年代及其相关问题》名作中说，新郑“郑韩故城”窖藏兵器的地名“平匋”就是赵国的“平匋（陶）”，在今山西文水县西南。黄文之所以会将韩国兵器上的地名“平匋”判断为赵国之“平陶”，除受限于当时材料之外，无疑是受到地名“少曲”的合文先被误释为“肖”字，进而被误解为“趙”（赵）国之“趙”的负面影响，且赵国恰好有“平匋”地名，使他产生了“郑韩故城”窖藏兵器里也有赵国兵器的错觉。1985年李家浩将“肖”改释为“少曲”之后，这个疏误就此得以纠正。河南荥阳市广武镇南城遗址发掘出土的“坪匋市、平匋仓”等陶文资料，田成方、高靖尧定为见于《水经·济水注》的“平桃城”，此说甚是，由此可见韩兵、陶文的“平匋”并非赵地之“平匋”，属于“同名异地”。
通假手段使用得当，可以为解决地理疑难问题提供钥匙。古文字学家于省吾曾提出“律例兼备”的标准，“在利用古音知识去解决考释古文字中的具体问题时，单从理论上说明某两个字可以有双声叠韵关系是不够的，最好能举出实际的例证。”“于省吾先生借用古代司法术语，把前者称为‘律’，后者称为‘例’，认为只有律、例兼备，所下的判断才能令人信服。”（转引自林沄《古文字学简论》）陈伟、朱德熙、李家浩将上述所列鄂君启舟节的“油”读为“淯”、“芸昜”读为“旬阳”，使得节铭的汉水上中游经行线路豁然明朗，是地名研究中运用通假手段的典型例证。
通假破读使用不当，也是地名考证中的常见问题。我们以《利簋》“柬”地而言，或读为“管”（在今河南郑州市），符合“律例兼备”的条件，长期被学界信从。但新邑鼎铭文说周王从今天洛阳市的“新邑”历时“二旬又四日”才抵达柬地，坂方鼎铭文记载商王到“殷”之地祭祀之后当天返回柬地，这两则路程信息都证明了“柬”地是不可能在郑州市一带的。可见，“律例兼备”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制约需要我们重视，否则就容易导致似是而非的判断。再比如，《古玺汇编》0147“啺攻帀鉨”齐国官印的“啺”旧多读为今山东曹县的“唐”，从这枚官印与“不其市节”同钤于一件陶器来看，“不其”在今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相应的“啺”地似乎不应远在曹县一带（今鱼台或曹县一带战国早中期属于宋国的领土，齐国只在湣王灭宋之后短暂占据过这一带）。孙刚指出，齐地“啺”应读为《左传》襄公六年“王湫帅师及正舆子、棠人军齐师”的“棠”，在今青岛市即墨区南部，这符合其对应“不其”地点的逻辑，其说可信。
地望考订有误，最主要的表现是把时代较晚的地望误当作早期地望。这里以见于秦兵器的“平周”、三晋文字的“平州（周）”为例：《汉志》西河郡有“平周”县，在黄河以东今山西省介休市西，学界据此认为战国时期的“平周”也应是此处。但是，根据陕西米脂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石题记所载：“永和四年九月十日癸酉，河内山阳尉西河平周寿贵里牛寄平造作千万岁室宅”，这里的“河内山阳尉”是墓主人生前任职的地点、所任的官职，“西河平周寿贵里”是他的籍贯，墓主人死后归葬故里，据此吴镇烽提出“平周”应在今天的米脂县境内。又根据张家山247号墓汉简《秩律》中的“平周、西都、中阳”排在《汉志》上郡之列，周振鹤据此指出，“平周、中阳”二县过去被定位于黄河以东可能是错误的。陕西神木市栏杆堡出土“中阳”秦陶文，陕西榆林市桥头峁城址出土“西都”秦陶文（《文博》2019.5），为地望考订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也为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陕北地区被匈奴占据、部分县治从黄河以西迁至今山西省境内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同名异地”与“同地异名”的现象也需要我们格外留意。这一现象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中不在少数，比如“安阳、平阳、武城、安平、平舒、新城”等，赵国境内有东、西两个安阳、武城，燕国境内的“当城”地名还加了“东、北”这样的方位词加以限定，之前讨论的韩国与赵国同名“平陶”之地也是一例。我们再以战国后期赵国流通货币“三孔布币”所载地名“武阳”为例，说明辨析同名异地的必要性。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多个“武阳”之地，出土的燕、赵两国的兵器、货币、玺印也有这一地名。由于今河北易县燕下都在《水经注》中被称作“武阳”，因此学界一直相信三孔布币的“武阳”就是燕下都，这也与文献《史记·赵世家》记载的孝成王十九年（公元前247年）燕国把“葛、武阳、平舒”交换给赵国之事相符。但是，我们按照正常的军事地理逻辑来审视，燕、赵这次交换土地之后，两国沿着徐水、易水一线分界，燕国在北、赵国在南，形成相对更易维持的军事对峙。如果按照易县“燕下都”是武阳的推断，此次燕国把易水以北的“武阳”换给了赵国，相当于彻底打破了燕赵沿徐水、易水对峙的军事态势，赵国成功楔入了燕国防线。而且从《史记》中“葛、武阳、平舒”的叙述顺序看，燕国换给赵国的武阳不可能是“燕下都”，只能位于今河北任丘市一带。其实赵国另有“武阳”之邑，即《史记·赵世家》记载的孝成王十一年（公元前255年）武阳君郑安平死后被收回的封地，即《水经·浊漳水注》长芦水的武阳城，在今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小寨乡，这才是三孔布币与玺印中的“武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