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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编者按：
一方水土，涵育一个地名。一个地名，承载一段文化。
“灵芝”“洞溪”“漠河”“鄯善”……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乡村，一条江河还是一片沙漠，中国广袤大地上的地理区域，都拥有自己的名字。这些名字，浓缩着历史悠远的记忆，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地名由何而来？饱含着多少历史风云变迁？今天，“光明书榜”约请《大地有名》一书的作者胡阿祥，以“汉”与“丝国”为例，解读地名背后的意蕴，从中可知如星汉般灿烂的地名如何构成了“中国”。
因担任过文化节目《中国地名大会》的点评嘉宾，笔者近年来收到的地名文化讲座、地名图书写作邀约众多。应浙江人民出版社之邀，这册意在普及地名知识的《大地有名》于近期面世。
关于《大地有名》的取义，这本书的自序中有这样的阐释——“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化用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似乎可说：大地本没有名，人们关注了，也便有了名……有了名的大地，已是打上了人的烙印的大地。或者说，大地有名亦即地名，就是人们为大地编制的身份证。如此，这样的大地，便呈现着自然与人文交融的“器”与“道”，忠实记录了人类社会的过去与现在。这样的地名，既是鲜活而广泛的社会现象，也是真实且珍贵的文献资料。
选编这部文集的旨趣，就如东汉刘熙《释名·自序》里的感慨：“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而一旦“打破砂锅问到底”，追究万千地名的“所以之义”，往往会发现其中奥妙无穷。在这本书中，“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的地名，背后往往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蕴。这里且以“中国”之自称“汉”与他称“丝国”为例，略叙一二。
在当今社会生活中，“汉”是使用频率特别高、使用场合特别多的一个字眼，汉人、汉族、汉语、汉字等，不胜枚举。国外有关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这样的“汉”，大概是中国历史最鲜明的记忆、中华文化最显眼的符号。追根溯源，这种记忆与符号，最初又是以国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没有汉国号，便没有汉族之称。没有汉高祖刘邦，便没有汉国号。
关于刘邦封王、国号为汉、汉国号的源与流，一番考证之后，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地理。公元前206年，项羽、范增封刘邦为“汉王”，直接原因是刘邦封地的都城在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市），而南郑为秦国与秦朝的汉中郡治所。
第二，语言。汉中郡的“汉”本指汉水，汉中郡的“中”在古代巴人语言中作“地方”讲，所以“汉中”是个双语地名，即华夏语言的“汉”加上巴语的“中”，意为“汉水流经的地方”。
第三，文字。无论字形（古体作“图1”，意为滋润的大国、河流津润黏土）、字音（水流盛大的拟声）还是字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汉，漾也”，清段玉裁注“漾言其微，汉言其盛”），“汉”都是美好的字眼，寓有盛大、伟大的美义。
第四，天文。古人认为天上的银河和地上的汉水相似，都是发自西北，流向东南，所以银河也被称为汉、天汉、云汉、银汉、星汉。反过来，地上的“汉”既与天上的“汉”联系在一起，地上的“汉”也就带上了特别的美义，这就是《汉书》中记载的“以汉配天，此美名也”说法的由来。汉代之后，诸多学者将刘邦的汉国号与银河联系了起来。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汉高祖入秦，项羽封为汉王。萧何曰‘天汉，美名也’，遂都南郑”，唐朝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秦亡，项羽封高祖为汉王。高祖欲攻羽，萧何曰‘语曰天汉，其称甚美。’遂从之”。甚至明朝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也在《中国札记》中写：“汉，那意思是银河。”
第五，心理。按照当初楚怀王与诸侯们“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沛公刘邦先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投降，应该受封为“关中王”。然而项羽违约，封刘邦为“汉王”，汉王的封域在汉中、巴蜀，当时属偏僻、闭塞之地。刘邦虽然愤怒、无奈，但迫于形势，只得听从萧何等人的劝谏，前往南郑。在此过程中，萧何的谏言“语曰天汉，其称甚美”，起到了关键的心理安慰作用，它不仅使刘邦接受了项羽给予的“汉王”封号，还让刘邦“因始封国名而号曰汉”，将帝国国号定为“汉”。
汉朝国祚绵长，“汉”因此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沿用颇多、影响颇盛的国号。如刘备的汉（季汉、蜀汉），匈奴刘渊、沙陀刘知远、沙陀刘崇的汉。他们中的一些虽非汉族，但却依傍汉朝、从汉朝寻找执政依据，说明在古代中国，西域各族欲在中原立国，须认可、接纳、融入汉地的文化与历史传统。这一现象，反映了他们并不自外于中国。中国不仅是汉族的中国，也是非汉族的中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古代中国本如此，现代中国也是这样。
“汉”其荦荦大者，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汉成为域外有关中国的习惯称谓。刘邦、刘秀的汉朝历史长久、疆域辽阔，对周边国家和民族产生过重大影响，对外交通尤其是与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交流非常繁盛，因此域外特别是中亚地区及其以西各国，往往称汉朝及汉朝以后的中国为汉。不仅上述区域，其他邻邦如日本也称中国为汉、汉土，日本和朝鲜称中国文字为汉字。
其二，汉演化为民族的族称。先秦时期，中国的主体民族称为诸夏（许多的夏）或华夏（如同花一样美丽的夏）。及至刘邦建汉，两汉立国四百余年，于是魏晋以后尤其是十六国北朝时期，“汉”作为新起的族称，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诸夏”“华夏”，并一直沿用至今。
综上所述，时间上贯穿了两千多年、空间上跨越了中外的汉国号、汉称谓、汉族称等，系由汉朝而来，了解国史须知。
Serice，汉译一般写作赛里斯，意为“丝国”，这是古代欧洲人对中国的称谓。而说起丝国，读者朋友大概就会想到丝绸之路。
那么，中国为什么被称为“丝国”呢？从自身资源禀赋来看，中国的养蚕缫丝拥有悠久的历史，中国也因此拥有了丰富的蚕桑文化与重要的丝绸经济。但是，“丝国”并不是我们自称，而是域外对中国的他称，其中有着复杂且有趣的外因。
首先，古代中国政府严禁桑蚕种子出口，相关技术也对外保密。植桑、养蚕、缫丝、织丝都是技术活，如果没有专人指导与培训，“老外们”还真不容易学会，更别说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了。
其次，古代希腊人、罗马人非常喜欢丝绸。丝绸富有光泽、质地轻盈、坚韧柔软、细致爽滑，既是穿着非常舒适的服装面料，也适合刺绣和作为装饰品。在古希腊、罗马社会，还盛传丝绸服装可以减少虱子、跳蚤、臭虫附身的概率，预防皮肤病。于是人们对丝绸、丝织品趋之若鹜。
再次，由于丝绸输出地中国与丝绸输入地欧洲之间距离遥远，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流入欧洲的丝织品极其昂贵。公元前1世纪时，一匹大约25两重的双丝细绢“缣”，在原产地中国的价格约为400—600个铜钱，取居中的500个铜钱计价，约合0.25两黄金，到了罗马市场，价格大约上涨了100倍，竟值25两黄金。想象一下吧——在古代欧洲国家如希腊、罗马，一方面人们如痴如醉地喜欢丝绸，另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在这样的追求与向往中，希腊、罗马等欧洲文明古国，既把丝绸的来源地、遥远的东方国家称为Serice（“丝国”），又极尽想象、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与丝国的秘密。
最早关注东方纺织品来源的，可能是西方“历史学之父”、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在《历史》中提到，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这大概就是赛里斯“树上的羊毛”传说的最初版本。
及至后来，类似的记载颇为常见。如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在他的《博物志》中，写下了一段关于赛里斯国产丝与贸易的著名文字：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看来，到了公元1世纪时，罗马博物学家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公元2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丝的见识显然进步了一些。例如，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在《希腊纪事》中写道，赛里斯人织绸缎之丝，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制之。其法如下：其国有虫……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认识较之普林尼已经进了一大步，知道了丝与虫有关，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甚至多有谬误。如“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其内即丝也”，都是谬误。
西方人对中国蚕丝有明确而真实的认识，还要等到公元6世纪中叶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中国的蚕种，并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之后。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缫丝不再神秘，于是公元6世纪以后域外称呼中国为赛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并最终归于消失。
从地名学角度说，作为自称的“汉”与作为他称的“丝国”，大体对应了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的地名。这样的地名，反映了泱泱中华的文化传统与深远影响，也映照了古代中外交通的曲折复杂与不断融通。这就是地名的学问与魅力吧！
大地名如“汉”与“丝”魅力十足，意蕴没有那么宏大的小地名，又何尝没有自己的故事？《大地有名》分为“闻‘名’识中国”“地名与文史”“地名里的中国”三编，细细讲述了“禹迹与九州”“珠峰”“南北二京”“宁夏”“琅琊”与长安坊市、乌衣巷等地名的历史与故事。地名领域之宏阔、地名学术之奥妙可见一斑。《大地有名》以“说不尽的地名中国”开卷，以“回家：地名‘万花筒’”作结，由此也似乎可见笔者之常年执着于地名文化研究的心意拳拳。
（作者：胡阿祥，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