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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教育之窗】
2024年10月10日，中国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老挝万象举行第27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并发布了《中国-东盟关于深化人文交流合作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将支持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全方位合作，包括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重点关注数字化转型以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双方将扩大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学生交流，并探讨合作开展师资培训和联合办学。
近年来，中国与东南亚的经贸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东盟连续4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东南亚带来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机遇，如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项目切实提高了人民的福祉。在区域一体化方面，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与生效，正在塑造区域贸易格局中发挥关键作用。
得益于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出现了积极变化。据东南亚国家态度调查的最新结果，2024年首次超过半数(50.5%)的东南亚民众将中国而非美国视为优先的战略伙伴。中国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多数东盟国家对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表达了认同。
虽然经济合作为双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但东南亚国家对未来发展的疑虑仍值得关注。不少东南亚民众对国际势力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提升感到担忧，认为这可能会削弱东盟的自主性。围绕海洋争端、澜湄江水资源开发等问题，东盟国家的区域内分歧依然存在。中国希望展示一种有别于西方主导的、和谐互惠的世界秩序，不仅是依靠经济手段，而且需要在民心相通方面下更大功夫，与当地民众建立起真诚的理解与信任，教育无疑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路径。
多元且不均衡：东南亚独特的教育图景
东南亚处于海陆贸易路线的战略要冲，先后经历过多次帝国征服和殖民统治，曾被认为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最后的飞地”，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族群和语言复杂性。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光谱几乎涵盖所有现代政体。在经济上，这些相对年轻的民族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经历了全球最快的增长，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存在严重不平衡。
多样性和差异化的特征也投射到教育上。一方面，东南亚涌现出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马来亚大学等。另一方面，缅甸、柬埔寨等国甚至缺乏合格师资和基本教学设施，政治动荡时有发生，打断教育发展的进程。语言和宗教的多样性对区域内教育协同和合作构成客观阻碍，如东盟十国拥有11种官方语言，其中大部分相互之间难以沟通和理解，导致英语成为区域通用语。
除新加坡外，东南亚国家羸弱的公共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教育需求。东南亚拥有非常年轻的人口结构，全球15至24岁青年中约有1/11生活在东南亚，平均年龄只有29岁。东盟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达2000万，但平均毛入学率只有40%，不及东亚地区的一半，这意味着其庞大的教育需求尚未被释放出来。面对巨大的供需缺口，东南亚国家放松管制，允许私人和外国办学者进入，以增加教育供给。
令人瞩目的是东南亚已成为全球私立国际学校增长最快的地区，以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最为典型。这些国际学校提供IB、A-Level、AP等主流国际课程，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特色课程，凭借相对低廉的学费、宽松的入学门槛、全英文授课环境，甚至吸引了不少中国中产家庭。在高等教育方面，一些国家在利用私人或国际合作办学，扩大招收境外学生，成为国际教育的提供者。比如，马来西亚在新加坡边境兴建大型国际教育城，并引入多所世界名校开设分校，打造东南亚的教育枢纽。
另一个趋势是，教育也被视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和整合的重要途径。东盟正积极参照欧盟模式，尝试在课程、质量评估与保障、学生流动、学分学历互认、联合研究等领域建立统一框架与标准。但由于各国国情差异巨大，政府间在执行力、治理能力和资金投入上都存在巨大差距，诸多宏伟构想和倡议只能停留在纸面上。以学生流动为例，2018年该地区仅不到10%的留学生选择在东盟内部就读，绝大多数还是奔赴域外国家深造。
传统的多样性与现代化进程交织，发展的不平衡与青年人口的急剧膨胀形成矛盾，庞大的教育需求与薄弱的公共供给之间存在鸿沟，私有化趋势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引发质量隐忧，区域合作雄心勃勃却困难重重。这些结构性因素交织，共同勾勒出一幅东南亚极具张力的教育图景。
互利共赢：中国助推东南亚教育发展
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援助力度，成为东南亚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持者。据统计，2021年中国对东南亚的教育援助达40亿美元，远高于同期美国不足1亿美元的水平。这些援助项目多以“一带一路”共建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为依托，涵盖人文交流、语言推广、人才培养等多个领域，为双方教育合作开辟广阔前景。
一是与东盟建立常态化的教育交流机制，搭建起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平台。自2008年以来，中国-东盟中心通过举办教育交流周、合作论坛、高等教育展等活动，为双方教育工作者搭建沟通平台。青年交流也成为双方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中国-东盟青年营、青年交流周等活动的开展，增进双方教育界和青年学生的理解与友谊。中国还与多个东盟国家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为人才流动扫清障碍。
二是大力支持东盟国家开展汉语教学，推动中华文化传播。自2003年以来，中国每年向泰国中小学派遣数千名汉语教师志愿者，成为该领域规模最大的项目。中方还针对东盟国家公务员、教师等社会各界人士开设汉语培训班。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建有42所孔子学院和39个中小学孔子课堂，在学人数超过50万。大部分东盟成员已将汉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汉语已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三是设立各类奖学金，支持东南亚学子来华留学。中国政府专门设立面向东盟的奖学金项目，覆盖从本科到博士的各个阶段。除国家奖学金外，地方政府、高校、孔子学院等也提供丰富多样的资助。在政策利好和中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双重作用下，东南亚在华留学生数量快速增长，目前每年来华留学人数超过10万人，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四是通过职业教育培育“中文+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助力东南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截至2023年底，中国已与东盟职业院校开展了至少70个学生联合培养项目、组建了19个职教联盟。“鲁班工坊”作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金字招牌，目前已在东盟建成8个，成为中国技术技能标准、职教模式输出的重要窗口。中方提出未来3年内在东盟再建10所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助力当地职业教育发展。去年在柬埔寨金边揭牌的柬华应用科技大学，由中国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当地侨团联合创办，开启了职教领域国际化办学的先河。
中国大学也在东南亚积极布局海外校区。目前，老挝苏州大学、马来西亚厦门大学、曼谷云南财大商学院等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国大学“走出去”战略取得重要进展。这些项目充分发挥中国在学科专业、师资力量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国际化的视野和方式培养高素质人才，为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未来展望：中国在东南亚教育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已成为推动东南亚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要进一步释放教育助力区域发展的潜力，仍需直面诸多挑战。
援助管理和质量监控机制有待加强。尽管中国在2018年组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规划统筹对外援助工作，但顶层设计和政策规划应进一步加强。许多教育援助项目与受援国的发展战略未实现有效对接。各部门、地方政府在援助方式上缺乏统一协调，难以形成整体合力。此外，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决策惯性仍较明显，民间组织参与度依然偏低。未来应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管理体系，完善评估机制，充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的积极性，提高援助质量和效率。
教育援助的渗透率和辐射面有待扩大。尽管中国为众多东南亚学子提供资助，但相对于该地区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受益群体仍集中在中上和精英阶层，广大基层民众对中国的认知相对模糊。为扩大教育援助的社会影响，可行的路径是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东南亚是全球移动互联网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蕴藏着巨大的在线教育市场。相关企业与部门应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在该地区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帮助东盟国家提升信息化水平。鼓励中国在线教育企业、互联网平台走出去，与当地机构合作，开发适合东南亚需求的在线课程，拓宽教育服务的受众面。
中国亟待打造国际教育品牌。东南亚国家对高端国际教育的需求持续增长,但在这一领域，来自欧美的教育理念、教学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话语权相对较弱。为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国际教育品牌势在必行，这需要从课程标准、教学方式、师资培养、学生服务等环节入手，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人才培养模式。要加强与东盟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对话，争取中方参与区域教育规则制定的话语权。支持国内一流大学加大在东南亚的布局力度，通过设立海外分校、联合实验室等方式，提供高水平的教育教学，树立中国教育的良好形象。
最后，吸引和留住东南亚优秀人才任重道远。从美国的经验来看，它之所以能长期保持国际上的教育领先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广纳全球英才的优势。中国在吸收高端国际人才、打造多元包容的就学就业环境等方面仍有进步空间。目前，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大多采取集中模式，与中国学生相对隔离，不利于文化交流和社会融入。同时，毕业生在华实习、就业面临诸多政策壁垒，语言文化差异、就业信息不畅等，成为阻碍其在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未来，如能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完善国际学生管理服务体系，优化实习就业政策，则可为留学生在华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中国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教育援助国，虽有地缘的优势，但更多是基于命运与共、携手共进的理念，体现了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价值追求。加强与东南亚的教育合作，正是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
（作者：伍绍杨，系华南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