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我第一次阅读《光明日报》，是在郑州大学哲学系读书期间。那是1980年下半年，我们的哲学老师在课上介绍全国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情形，说到《光明日报》1978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文章，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重大政治意义，影响巨大。这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急着到阅览室找《光明日报》来阅读。
初次阅读，就喜欢上了光明日报，也对她有了个初步印象。报上发表的理论文章短小精悍，易于阅读，不会占用大量时间；同时，名家名作多，有助于把握我国理论界研究的前沿动态，让人收获颇丰。加上《光明日报》版面设计美感强，于是我对这份报纸一见倾心。每周我都要到图书馆用上半天时间来阅读《光明日报》，特别是上面的理论文章，并做了许多阅读卡片。
阅读得多了，相知相识就深了，慢慢就形成了对光明日报的总体印象：从读者角度，这份报纸为广大知识分子掌握、追踪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和进展提供了重要窗口；从作者角度，这份报纸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表和展示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宽广平台，见证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学术成长，也成就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我。更为重要的是，这份报纸为广大知识分子及时了解和掌握中央声音提供了重要渠道。
尤其让我感动的地方，是我作为作者，能在光明日报编辑们的帮助和支持下，发表许多篇具有学术影响的理论文章。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理论文章，是我在北京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期间所写的《潜在·空白·局限》，那是在1988年。文章发表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对我的触动和鼓励很大，扩大了我的学术影响。另一篇重要文章，是《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人精神世界重建》（2015年2月5日）。《光明日报》用了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这篇文章，发表后产生了较大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的若干篇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的系列文章在《光明日报》相继发表，其中发表的《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哲学基础：战略辩证法》（2016年1月13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2018年5月25日）等文章，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此外，我还受邀参与了光明日报的许多重要活动，如“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在与光明日报深度交往交流的过程中，我深得光明日报的滋养，也越来越钦佩这位朋友的品格和风骨。
在我的学术成长历程中，光明日报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扩大了我的学术影响。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我提出的“能力本位”观点，最早是在《光明日报》发表的，题目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文化实质——能力本位》。文章发表后，时任《北京大学学报》主编龙协涛看到了，就约我写一篇长文章，题目是《能力本位论与21世纪中国的发展》（1996年），文章刊发后，《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之后，中国发展出版社的编辑也看到了，就约我写一本书《能力本位》（1999年出版）。之后，《中国社会科学》还发表了我的学术论文《能力建设与当代中国发展》。现在，学术界一提到我的“学术符号”，首先提到的就是“能力本位论”。其次，是给我及时发声提供了平台。每逢中央有最新精神，报社编辑经常第一时间约我写文章，由此我也能在第一时间学习和研究中央精神，及时发声。我的每一篇文章，都倾注了光明日报多位编辑的心血！他们的敏锐目光、专业态度和敬业精神，令人赞叹！
近年来，我感受到这位老朋友发生了一些可喜的变化，那就是更加注重用学术讲政治，注重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就一直自觉注重对党的创新理论进行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体系化建构，注重研究党的创新理论背后的道理学理哲理。这可以从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相关系列文章的题目、内容、观点、逻辑、表述、文风看出来。这种风格，也成为我在学术界的一种学术形象。所以，当我发现光明日报有这个变化以后，心中充满着欢喜和敬重。这个变化，既体现了中央要求，也反映了学界呼声。学界有所呼，光明日报有所应！这个变化，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赞同！
当前，我们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我期待光明日报继续团结、联系、引导、服务广大知识分子，以彰显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为思想追求，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作出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作者：韩庆祥，系原中央党校校委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本报记者张胜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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