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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戏曲源远流长，其中不仅产生了元杂剧、明清传奇等经典戏曲艺术样式，也形成了相应的理论总结。在《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一书中，谭帆先生将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归纳为三大体系：曲学体系、叙事理论体系、搬演理论体系。可以说，中国古代不仅有悠久的戏曲理论传统，也有较为全面的理论探索。此后，随着近代学术研究的兴起，传统的曲话、评点等理论形式日渐式微，而相应的新式戏曲史编撰逐渐兴起。
近代戏曲史研究的兴起，不仅是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传统的传承与新变，更是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与文学史、音乐史等专门史研究有密切联系。不过，由于戏曲本身就是一门兼容案头、场上的综合艺术，因而戏曲史的专门性似乎并不够纯粹。的确，与近代以来的文学史、小说史编撰相比，戏曲史编撰呈现出更为多元的样貌。像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便从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出发，发掘戏曲“以歌舞演故事”的多元艺术价值。而像周贻白《中国戏剧史》等系列著作，则注重发掘戏曲以场上表演为中心的多元艺术价值。
可以发现，近代戏曲史研究的多元状貌，实际上也孕育了中国古代戏曲史的两重品格，一重可以说是文学的品格，而另一重则可以说是艺术的品格。所谓“文学的品格”，也即从戏曲作为“一代之文学”出发，以案头文本为中心，探究其叙事、文辞、声律等问题，进而延展到相应的歌舞史实。所谓“艺术的品格”，则是从戏曲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出发，不仅注重考察剧本，也注重考察相应的舞台表演。很显然，如果单从“进化论”的角度看，所谓“文学的品格”相对单一，甚至还带有传统曲学的影子。而所谓“艺术的品格”，则更为系统完善，兼及案头、场上。不过，有意思的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现实处境，并没有遵循这样的“进化”逻辑，这部书不仅没有被历史淘汰，反倒是成为一代之经典。这也就提示我们，所谓“艺术的品格”固然更为系统，但所谓“文学的品格”也有其特色和动人之处。可以说，无论戏曲史著作的时代、体量如何，“文学”与“艺术”，都足以构成一部戏曲史的动人品格，它们或如“艺术的品格”那样体大虑周，或如“文学的品格”那样独具特色。
近年来，一系列综合性、规模性戏曲史著作纷纷涌现，戏曲史编纂的“艺术的品格”更趋完善。赵鹏程、胡胜教授新近撰写的《中国古代戏曲简史》，虽然名为“简史”，却也可以说是体现出“简明”的戏曲史品格：以“艺术的品格”为宏观观照，以“文学的品格”为具体特色。
该书所体现的“艺术的品格”，主要集中在对三个基本问题的探讨，也即艺术本体问题、艺术生产问题、艺术空间问题。
就艺术本体问题而言，该书不仅延续了“以歌舞演故事”的戏曲史传统，也进一步突出抒情的本体价值。的确，尽管中国古代戏曲到宋元时期才初具雏形，但实际上却经历了先秦以来漫长的“孕育”过程。因此，中国古代戏曲的艺术本体，之所以能够孕育成熟，并呈现出“形神兼备”的成熟艺术品格，不仅是因为“以歌舞演故事”之“形”，更是因为以歌舞抒情志之“神”。也即是说，中国古代戏曲脱胎于古代歌乐传统，不仅承袭了源自母胎的“歌舞”“故事”等形式、内容，也延续了源自文化基因深处的内在抒情精神。
就艺术生产问题而言，该书不仅注意到经典戏曲艺术样式发生、发展的基本史实，也注意深入探讨其中的现实目的、价值观念等问题。可以说，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也是对中国古代戏曲民族性的进一步彰显。诚然，中国古代戏曲作为世界三大戏剧文化之一，拥有人类戏剧活动之歌舞娱乐等一般性特征。但是，中国之“戏曲”，之所以不同于世界之“戏剧”，实际上也正是因其源自中华传统文化语境的独特价值观念、现实需求。中国古代戏曲也有娱乐、教化乃至讽喻等现实需求，但这些现实目的，往往与中华传统价值观念形成对立统一关系，因而也就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戏剧。进一步看，中国古代戏曲自宋元成型之时，便延续了千百年来的儒家传统，因而它所面对的这些价值观念，不仅是一种共时性的价值约束，更是一种历时性的价值认同。
就艺术空间问题而言，该书一方面延续了传统意义上的两重艺术空间，也即“案头”“场上”，另一方面又对这两重艺术空间进行历史性思辨。也即是说，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建构中，不仅要注意“案头”与“场上”的横向差异，也应注意“案头化”与“场上化”的纵向辩证关系。正如此书所言，“随着案头与场上的融合乃至碰撞，不仅能将雅俗世界的艺术经验吸收其中，也能将之引入雅俗不同世界的艺术碰撞，进而向符合一般人性的戏曲审美靠拢，尽管这一颇具哲学意味的人性发展方向永远无法到达终点，但这也正成就了永不枯竭的艺术动力。”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内在学理考察中，所谓“文学的品格”也日渐凸显。这首先便体现在对戏曲之诗性传统的回归。正如该书对戏曲艺术本体的界定，不仅注意到中国古代戏曲之歌舞所承载的故事，也注意到其中承载的抒情内涵。因此，此书在具体的戏曲史建构中，一方面注意梳理后世戏曲与前代诗乐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注意开掘宋元以来戏曲的多元抒情内涵，注意将戏曲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文学思想史研究相结合。
在梳理戏曲诗性传统的同时，该书也注重紧扣诗性传统之抒情性，注重对文人“文心”的深入开掘。不仅注意到“情”在宋元以来戏曲史上的重要价值，也注重探究“情”与“事”以及“人”的内在关联，也即探究戏曲抒情与戏曲叙事、戏曲人物的关系。因而该书对于有关古代文人戏曲的研究，不仅停留在戏曲文人心态的研究，也注意到文人“文心”在元杂剧、明清杂剧、明清传奇等不同体制的差异，注意到文人“文心”在跨文体、跨文本对话中的互文枢纽价值。再进一步看，该书将文人“文心”的开掘与文本细读相结合，注重将“文心”与“文本”相印证，不仅注重案例的经典性，也注重对案例的深度剖析，以期引导读者发现文本的多元价值。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戏曲简史》虽然只是一部“简史”，却已经呈现出一定的教学与研究价值。该书的“简明”之处，不仅体现在宏观思路上的“艺术的品格”，也体现在具体写作中的“文学的品格”。
（作者：慈改改，系辽宁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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