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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眼前有两首咏庐山诗。一为苏轼所作：“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为大家所熟知。另一首就较为生疏了，出自清代诗人赵翼之笔：“一重一掩隔红尘，深入方知景色新。山外何由见真面，东坡谰语究欺人。”
同样是游览庐山，同样是说识庐山的真面目：前者说，必须出乎其外，到外面去；后者不同意这种说法，甚至斥之为“谰语欺人”，认为只有深入到里面，才能看清楚，山外是无由了解真相的。两人都是诗坛名宿，都是身临其境，都以切身体验为立论基础，可说是凿凿有据，谁也不是郢书燕说。那么，应该如何判定是非，到底要相信哪一个结论呢？
应该承认，他们讲得都有道理。问题在于，从哪个角度去看，或者说，他们的立足点存在着差异。苏轼是从宏观的角度，以“全景画”的视角，去探寻“庐山真面目”，按照这个要求，自然得站在外面，而且必须是登高俯瞰全景，单是处于山中某一角落观察，是无法实现的。而赵翼所讲的，是洞察内部景色，清幽的翠峦、崚嶒的山势、狞怪的巉岩、俯冲的飞瀑，无一不隐蔽在层峦叠嶂之间，置身其外，当然无从领略。
这场争议，给予我们很多启发。
其一，无论就日常观察事物来说，还是上升到细推物理、研索哲思的高度，都不能忽视视角的选择。论者认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这个艺术形象，如果从“目的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十分荒诞；可是，若用“过程论”的视角去看他，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假如用世故的眼光去看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实在不可理喻；而用小孩子的眼光去看他，会觉得他非常有趣，竟然是个天真的赤子。
其二，辩论或者对话，处于同一视角很重要，否则只能自说自话。且看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在没有客观依据的情况下，他不肯断定鱼之快乐与否；而庄子则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诗人身份，从艺术的视角去观察，他把自己从容、悠闲的心情附于游鱼身上，从而超越了鱼与“我”的限隔，达到了物我两忘、主客冥合的境界。视角不同，自然就谈不拢。
其三，视角是可以而且应该不断转换的。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靠卖雨伞谋生，二儿子以晒盐为业。每逢晴天，老太太就念叨：“这大晴天，雨伞可不好卖哟！”于是，为大儿子发愁。一到阴天下雨，老太太又嘀咕：“这样，盐可怎么晒呢？”于是，又为二儿子发愁。老太太愁来愁去，茶饭无心，日渐憔悴。两个儿子请来东村长寿翁施策。长寿翁一见面就给老太太道喜，说：“你真有福，天天快乐。晴天好晒盐，该为二儿子高兴；雨天好卖伞，该为大儿子高兴。”老太太恍然大悟，从那以后，转愁为乐，心宽体健。
二
视角和眼光是相联系的。高明的观察者在选择视角的同时，总还要追求眼光的博大、深邃、高远。这就需要哲学的武装与指导了。哲学思维能够给人提供一种独特的观照宇宙人生、万事万物的方法，具有穿透力、预见性、超越性，它所形成的眼光，能够摆脱俗见，探赜发微，识常人之所不能识。
这种眼光是博大的。爱因斯坦看人看世界，能够跳出“人为中心”这个成见，得出“人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埃尘——没有骄傲的理由”的结论。这种哲学视角之所以博大，因为它同辩证思维紧密联结，有助于防止认识上的绝对化。“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是庄子的哲学视角。在“道”的视界里，纷纷万物、芸芸众生，都是一体平等、没有差别的，从而确立了“万物齐一”的思想。
在庄子看来，什么梦与醒、生与死、贫与富、毁与誉等现实的限制与束缚，都应统统摆脱，只有从心理上将它们视同一体，心灵才能真正得到解放。而且，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变化与流转之中，人生的种种际遇，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的。眼光不同，衡量标准有异，情况、状态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庄子说，从朝生暮死的朝菌和夏生秋死的蟪蛄的短暂存在来看，人的一生不能不算长久；不过，若是同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的楚之冥灵相比，同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上古大椿相比，人的生命又短暂得可怜。因此，所谓长或短的判断，仅仅具有相对的意义。一定条件下的失去，从另一面来看却是获得；一种状态下的生成，从另一种状态来看则是毁损。砍树做桌子，你说是建设，还是破坏？从树的角度看是破坏，从桌子的视角看却是建设。
这种眼光是深邃的。《红楼梦》有庄禅哲学的支撑，因而它的视角具有超越性，使读者感悟人生，感悟命运，感悟生与死、盛与衰、色与空、好与了、瞬间与永恒、存在与虚无，达到认识的深化。黛玉之死缘于一种“共同的犯罪”——不是哪个坏人行凶作恶，而是错综复杂的人性与人际关系在多种合力下所形成的不幸，许多人对黛玉之死都有责任，甚至包括宝玉、宝钗这“无罪的罪人”，却又无法追责。鲁迅先生说得好，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这种眼光是高远的。1918年，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准备出国留学，他的朋友、时年25岁的毛泽东题诗赠别，有句云：“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诗中祝愿远行人能够像《庄子》中的鲲鹏那样，“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成就一番经天纬地的事业；同时，劝慰他要有视宇宙如微末无比的稊米的高远目光，从而忘怀得失，不以“沧海横流”“世事纷纭”为虑。唐人白居易也曾诗云：“临高始见人寰小，对远方知色界空。回首却归朝市去，一稊米落太仓中。”
这两首诗中的“要将宇宙看稊米”和“临高始见人寰小”，其真理性已经得到了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的证实。首个登上月球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们踏上登月之路的时候，眼看地球越来越小。第一天的时候，看着地球还像圆桌面那么大，第二天的时候，地球像篮球那么大，第三天站在月球上看地球，只有乒乓球那么大。”其实，这类景况中国的古人早就注意到了，所谓“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三
视角、眼光、辩证思维，三位一体，对获取正确的判断，起决定性作用。
2006年，我率领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在高雄佛光山会见了星云法师。叙谈中，他说，视角因辩证思维而不断调整，最后经过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他举出两个具体事例。一锭金与一瓶水哪个价值大？在通常情况下，当然是前者；可是，如果置身沙漠深处，当因干渴而处于濒危状态时，滴水就抵万金了。再如，“过河拆桥”一词一向属于贬义，但也不能绝对化，应该结合实际：如果前有大河，后有追兵，防止敌人追踪而至，就得过河拆桥；再比如，过了桥，前面还有河水障路，需要使用仅有的材料继续搭桥，那也需要拆桥。
对于辩证思维，东坡居士深得个中三昧，他说：“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福。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超然台记》）他以“游于物外”的超然视角，解谜去蔽，正确看待祸福、忧乐的辩证关系。
他还说过：“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 所谓“寓意”，就是借客观事物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在这种情况下，再微小之物，也可以产生审美愉悦；再珍奇之物，也不会让人患得患失，徒增烦恼。而“留意”，是出于自身利害关系产生的占有欲，有别于审美欣赏的“寓意”，无论其为“尤物”还是“微物”，都“足以为病”。“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
这使我想到一篇法国小说。一个生活穷困、默默无闻的年轻画家，一天和妻子散步，发现林中有一栋小房子，充满了唯美、浪漫情调，可是房价太贵——一万法郎！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天价。本来，应该是“事到难图念转平”，可是，他们放不下，想象着买下之后，该如何装修它、美化它。夏去秋来，画家的画作有了买主，这样，一万法郎便到了囊中。他们首先想到要用这笔钱买那栋房子，于是再次前往林中探看。可是，入眼入心的是散布在周围的干枯黄叶，以及秋日小屋的阴暗、潮湿与沉闷。他们默默地踏上了归路。
两番察看，视角并未发生变化，改换的是心境——以审美为宗旨的“寓意”转换为占有者的“留意”。幻梦、憧憬荡然无存，“以吾有之也”。
（作者：王充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