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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红色经典】
1957年，作家吴强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日》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45000册，震动中国文坛，随即很快又第二次印刷16000册。1963年，由汤晓丹执导、瞿白音编剧，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故事片《红日》由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上映。1978年，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了根据电影画面改编的连环画《红日》。2008年，浙江长城影视公司又在原著基础上改编制作了35集电视剧《红日》，由苏舟执导，赵锐勇、王彪编剧。虽然从小说到电影、连环画、电视剧，不同的时代会有新的解读和改编，但是都保持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王牌军队整编74师交锋的故事主线，也延续了歌颂为了新中国的解放而浴血奋战的人民解放军的故事主题。几十年间，《红日》被翻译为英、法、俄、日、德等十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红日》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在横跨大半个世纪的历史时光中，《红日》经历40余次印刷，在作者吴强1990年去世前，发行量就已达到187万册，而连环画《红日》再版19次，总发行量超过600万册。作为新中国最著名的红色经典之一，《红日》从未被时光遗忘，始终是讲述新中国文学与历史绕不开的深刻记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普遍以面向历史的胜利感和面向未来的自信心作为自己的情感基调，将新生的共和国比喻为朝霞、旭日；而记载、传颂那些为了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牺牲的先辈们的故事，让后人不仅铭记先辈，也更加感受到新生共和国的光辉，既是这一时期文学普遍的自觉追求，也呼应、沉淀着这个时代人们真切的情感经验和历史记忆。在后来的文学史研究中，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为史诗性作品，用以概括它们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以表现历史本质与方向为深度、以新生共和国特有的明亮、自信为美学基调的共同特征。
《红日》无疑是这样一部经典的史诗性作品。作家吴强聚焦于解放战争中华东战场上的三场重要战役——涟水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在阔大的时空、恢宏的场面中，再现了人民解放军从挫败撤退到反击直至全歼国民党王牌74师大获全胜的一段战争历史。这个故事汇入同一时期如《保卫延安》《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这些致力于讲述中华民族历经艰苦斗争，冲破黑暗、迎来旭日东升的历史叙事，共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最强音。
同时，较之其他作家，吴强又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经验与历史视野。他不仅是拿笔的作家，还是拿枪的军人。早在1938年他就投笔从戎参加了新四军。解放战争中，吴强历任华东野战军六纵队宣教部长、十兵团宣教部长，亲身参加了莱芜、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吴强和战友们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而将这段斗争写成共和国的史诗，将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奋斗牺牲的战士镌刻在史诗中，又是作家吴强自觉的使命。这样的经验赋予了《红日》独特的情感能量和审美风格：小说中那些活跃在战场上的将军与士兵，对吴强来说，不仅是他观察、描摹的对象，更是与他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友，甚至是他自己。因此他们在吴强笔下，不是概念中的、超人化了的“英雄”，而是一个个具有鲜明个性、丰富情感的人。将那些在历史中发挥了正面作用的英雄，以血肉丰满的形象刻写在共和国的史诗中，是《红日》对历史非常独特的处理。
鲜活塑造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英雄群像
不同于现代小说往往有一个明确主人公的惯例，《红日》中充当主人公的是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中的军长、政委、团长、连长、班长直到普通士兵，每一个层级都有代表，在小说中得到浓墨重彩地呈现。即使着墨不多的角色，也有其个性，各有其丰富细腻的内心情感。这一群鲜活的人共同构成小说中英雄的人民军队这一主人公群像。
军长沈振新是小说中正面着墨的最高级别军官。吴强笔下的沈振新，不是一个概念化的形象。作为高级将领，他当然表现出了自己与之匹配的勇气、谋略和坚定。但是，小说也同时用了大量笔墨，细腻地描写了沈振新深沉、丰富甚至细腻的情感世界。涟水战败之后，吴强安排了一段他的妻子黎青回家安慰丈夫的场景。沈振新多层次的情感世界、多维度的性格特征在这一场景中一点点呈现出来。他在战败后内心充满焦躁情绪，作为将领又不得不压制这种情绪，这使得他在面对妻子时表现得沉默寡言。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绪中，他也关照、体贴着妻子的感受。妻子给他做了油饼，他不说话却“大口大口地吃着饼”，这个动作生动地呈现出沈振新虽然自己正忍受着煎熬，却仍然照顾着妻子的感受、默默表达着对妻子关怀的接受和理解。而妻子责怪他不说话时，他却关注到妻子自己没吃的细节，还不忘用玩笑安慰妻子。这些细节都传达出他对妻子的细心关切。而当妻子的担忧纾解之后，他问起受伤战士杨军的情况。妻子不想多谈，想让他早点休息，他却反复询问，不仅担心杨军的伤势，还牵挂杨军是否能承受自己团长牺牲的打击……这一段夫妻相处的场景，在激烈的战火间隙显得特别温暖也特别动人。沈振新对妻子的尊重、体贴，对战士的牵挂、关心，被呈现得既深沉又细腻，既含蓄又动人。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一封来信、一罐咸菜，无数细节不断丰富、细化着沈振新与妻子之间深厚温暖的感情。
沈振新之外，小说中还有副军长梁波与女干部华静之间投契又羞涩的恋情、战斗英雄杨军与阿菊之间甜蜜又质朴的深情、机要员姚月琴与胡克之间青涩又美好的爱情。在炮火纷飞、紧张密集的战斗场面中，这些爱情因为战争的残酷、聚散的匆忙更显出其珍贵与美好。而对这些美好情感的展现，也让一代代读者看到那些被称为“英雄”的人们内心有着普通人的温暖和柔软，也渴望着普通人的温情和团聚。
小说中除了爱情，还生动地呈现了战友情、军民情、亲人情。杨军伤愈即将归队，叮嘱新婚妻子阿菊赶做3双大小不同的鞋，阿菊向黎青解释：“这一双是给阿本的，那一双是给阿鹞的！顶大的一双，他说是送给张华峰的，张华峰我不认得。”当阿菊伸出为了“不认得”的张华峰赶做布鞋而红肿的手指时，质朴淳厚的战友情感动的不仅仅是黎青，还有一代代读者。
刚刚参军的新战士叶玉明，一次战场都没上过，就在军事演习中失足摔死。在他死后，他曾经住过的老百姓家的张大娘，想到叶玉明生前对自己的照顾，晚上去他坟前烧纸哭泣。当战士们发现这件事、责怪陪伴大娘去烧纸的另一个新战士张德来时，张德来的回答朴素却真挚：“人总是人！叶玉明天天晚上跟我并头睡在一起。”而张大娘的哀思也只诉诸一句朴素的话：“一个好人！”这些话语极其亲近地复刻了现实生活，只有经历过真实的部队生活、懂得每一个解放军战士真实情感的作家，才会在作品中去理解这些解放军的语言和行为包含着怎样的情感，而这情感与历史的方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
团长刘胜牺牲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告诉……我的老妈妈！……免得她……难过！”在此之前，刘胜在小说中始终是一个勇敢善战、光明磊落却有时头脑简单的英雄团长形象。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作为一个细心、孝顺的儿子的一面，也呈现在读者面前，一句断断续续的话，对老妈妈的思念、体贴、担忧尽在其中。
较之同时代的其他作品，《红日》堪称是将笔下人物写得最为个性鲜明、情感丰富的一部小说。小说中几十个角色，无论作家着墨多少，都让人过目不忘。即使着墨不多的人物，其个性也纤毫毕现、绝不混淆。同样是受锻炼不多的年轻战士，机要员姚月琴热情、要强，也不乏幼稚；李全活泼、机灵又嘴快；刚出场时的秦守本质朴而较真，在战争中不断成长。同样是作战英勇的将士，石东根粗犷、缺乏自律却勇于改过；林平谨慎温和，但在战场上一样有军人的铁血。
小说在战斗间隙、日常生活中让这些解放军官兵们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得以生动展现。当战斗打响，这些人送走怀孕的妻子、匆匆告别尚未表白的恋人、穿上新婚妻子赶做的布鞋，拿起刀枪，沐浴战火乃至流血牺牲的时候，他们的爱与恨才在战火中升华出史诗的意义：正是这无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在历史中的担当、奋斗和牺牲，才使得一个和平、强大的新中国能像红日一样升起在世界的东方。
生动呈现人民军队克服挫折、经受考验、不断成长、走向胜利的过程
按照“英雄军队”的概念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众多的群像，很容易把他们塑造为将领高瞻远瞩、士兵勇敢忠诚的军队；也可能只截取他们勇猛作战、奏响凯歌的辉煌画面。然而，吴强却从自己对战争真切的理解出发，以涟水战败——这支部队最为狼狈、晦暗的时刻作为小说开头。这支一出场就被打乱的队伍和这些受伤的、疲惫的、茫然找不到部队的战士，让人很难将他们与后来把红旗插上孟良崮的英雄军队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作者匠心所在：“英雄军队”不是天降神兵，不会战无不胜。他们不断经受来自战场的挫折与来自内部的考验。小说生动地呈现出这支队伍克服挫折、经受考验、不断成长、走向胜利的过程。由此，人在历史中成长，历史也是人成长的结果。
难得的是，《红日》中的“成长”不仅发生在未经受太多锻炼的年轻士兵身上，也发生在身经百战的高级将领身上。《红日》不仅描写了我军涟水战败的场面，更借新来的副军长梁波的视角呈现出弥漫在全军的消极情绪：“大部分干部和战士们……急躁、不冷静、求战心切，求功的心更切……把在涟水战役中受到挫折，撤离了苏中、苏北根据地，当着是一种羞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从沈振新身上，也能够察觉到一丝两缕消极情绪的痕迹。”军长沈振新是成熟的将领，他尚能自觉地将这种情绪压在心底。而团长刘胜、连长石东根等人，则会将此表露得更为直接。他们接受不了自己被作为预备队，认为这是对“败军之将”的不信任和羞辱。石东根先是求胜心切中了敌人的诈降计，又在莱芜战役后喝得大醉、打马狂奔。小说不仅直笔描写战败后解放军将领的急躁、将士的消极乃至错误言行，甚至没有让刘强和石东根在受到来自上级领导的批评后立刻认识、改正错误，反而刻画了他们在受到批评后从纪律上接受批评、却从内心深处仍然不服、不满的细节。
吴强把这些问题揭示得越深刻，到孟良崮战役中，当沈振新的自信沉着、刘胜的大局意识、石东根执行军令的坚决果断一一展现出来，才更让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人民军队由弱到强、不断成熟的真实历史进程。而让将士们能够克服缺点、不断成长的原因，小说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揭示。
其一，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将士们看到国民党军队相互钩心斗角甚至见死不救，为了党派私利视百姓生命为草芥；也看到了解放军军纪严明、协同作战、军民如鱼水相亲。他们在现实斗争的发展中深化了对人民解放军历史使命的理解，从一己成败荣辱中升华出来。
其二，吴强非常生动地展现了革命队伍内部的情感能量。在他笔下，这是一支有温度、有情义的军队，因而能够凝聚人心、催人成长。战士秦守本在小说开篇处是一个质朴却觉悟不高的士兵。重组队伍担任新兵班长后，他粗暴对待想家的新战士。这时，他的战友张华峰告诉他：“我初来的时候，给班长……训了几句，……为了不愿意挨地主的打骂才来革命的，到这里反而又挨骂……就想开小差。后来，因为当时的副班长杨军对我好，帮助我，同我谈心，我才没有走。”而秦守本能信服张华峰的话、自我反省的原因，是“杨军对我秦守本，真是从心里头关怀爱护，我打坏过老百姓一个花碗，他拿钱出来赔偿。我在火线上，头冒到掩体外面，他赶快叫我蹲下来……张华峰也是多好的人，涟水战场上下来，一路替我背背包、背枪……”从张华峰到秦守本，体现了吴强对解放军战士最深刻的了解。这些农家子弟，他们投身革命往往并不出于对革命理论的深刻理解，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反抗本能：不想挨打、不想被欺负。要以此为基础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感召他们、催化他们成长的力量，并不存在于抽象的道理中，而是存在于这些来自革命队伍中同样感性的、充满情感温度的切身经历。在这样一支有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度的军队中，千千万万个秦守本能不断克服自身的缺点成长为革命战士；阵前俘虏的国民党士兵马步生，能转化为革命战士；甚至疯狂崇拜张灵甫的国民党军官张小甫，也能最终看清历史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深刻揭示历史必然
较之同时期作品，《红日》还有一个非常大胆的艺术策略：它在刻画张灵甫、董耀宗、张小甫等国民党军官的时候，并没有将他们妖魔化，而是也赋予他们人的情感、心态和言行，将他们写成在历史中做出了错误选择而注定被历史抛弃的人。这是军人吴强面对失败的对手所给予的客观结论，也是作家吴强对解放战争更具历史深度的理解和表达。
小说隐匿了孟良崮战役中我军的真实番号与将领姓名，国民党方面的张灵甫与74师却使用了真实的姓名和番号。不仅如此，小说中的74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力强悍，最后在孟良崮战役被解放军全歼、军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些情节也都符合历史事实。
吴强在小说中对74师和张灵甫都做了基本客观的再现。从74师俘虏过来的马步生这样描述74师的军容军威：“有一回，美国顾问来检阅，在南京中山门里的大操场上，全师两万多人，戴的一律钢盔，穿的一律力士鞋，眉毛不动，眼皮不眨，排列得整整齐齐，队伍的行列像刀削似的，没有一个人错前一分，错后一厘。”最后的决战中，吴强固然浓墨重彩展现了我军的英勇顽强，但也客观展现了74师的强悍战力。从炮战打到阵地战，每一个阵地之间的反复争夺、每一场白刃相向的激烈搏杀，吴强非常客观地展现出：孟良崮战役不是一场所向披靡、摧枯拉朽之战，而是两支都具有强悍战力的军队之间的拼死搏杀。吴强也客观再现了张灵甫在军队中的极高威望，因为崇拜他而改名的张小甫、被俘虏后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战士马步生，都对他抱着敬佩之意。即使张小甫认清历史正义所在、回去劝说张灵甫投降之时，仍然怀着对张灵甫本人极深厚的情感和极高的敬意。参谋长董耀宗在最后时刻，仍然恪尽职守对张灵甫进行最后的忠谏。同时，吴强基本客观地记述了张灵甫作为军人抵抗至死的事实，并生动地刻画了张灵甫面对灭亡命运时既凶残狡猾也发自内心地感到恐惧、绝望，又不得不自欺欺人地拼命掩盖恐惧和绝望的复杂内心，细节心态都写得贴合人心人情。
对74军的其他官兵，吴强也并没有进行刻意地丑化。小说写了参谋长董耀宗的怯懦、犹豫、狡诈，但也将他塑造为一个忠诚的、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军事将领；描写了旅长张小甫被俘时的狂妄、顽固，但也真切地展现了他内心对战争的恐惧和厌恶；更塑造了一个被俘虏后成为解放军战士的原74军战士马步生，生性诚实、质朴的他在接受人民军队教育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因此，在吴强笔下，这些在历史中覆灭了的敌人也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狡诈、凶残、反人民，所以历史注定了他们败亡的必然命运。但是，他们的恐惧、挣扎甚至反思，都与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成长、胜利一起，成为鲜活历史的一部分。也正因为将他们写成鲜活的人而不是妖魔，他们的失败才更揭示出历史深处的必然性。董耀宗最后反思失败的原因：“莱芜一战……我们……要保全自己，救援不力，使他们陷于毁灭。这番……他们会为了救援我们拼死卖命？”张小甫则坦率告诉张灵甫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事实叫我相信他们是实行王道、人道、主张和平的。……他们得人心！我们不得人心！”这样的反思深刻地揭示了新中国为什么是辉煌的红日：就连站在历史对立面的敌人，都能理解那是人心所向的选择。
从1947年5月17日，吴强在驻地村口看到张灵甫的尸体躺在一块门板上被我军战士抬下山来、萌发出要将这场战役写下来的念头开始，怎样将这些伟大的斗争、这些斗争中那些既朴素真实又伟大的英雄镌刻在共和国的丰碑上，就成了吴强念念不忘的事。在紧张的行军作战间隙，他搜集资料、心里构思、随手摘写，数年间陆续写出了8万字的故事梗概和人物详表。一直等到可以安心创作的和平年代，他才请了创作假，在南京军区招待所以每天写作超过15个小时、4个月间体重从74公斤下降到58公斤的强度，夜以继日地将心中的故事变成笔下的文字。（参见郎慕中：《听吴强谈创作及〈红日〉》，《档案春秋》，2016年12期）在写作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他亲历的历史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是他反复思考权衡的重要问题。他曾在《红日》第二版修订版序言中说：
我曾经多次反复地考虑过，并且具体地设想过：不管战争史实，完全按照创造典型人物的艺术要求，从生活的大海里自取所需，自编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免得受到史实的限制。也许是我的艺术魄力太小，我没有这样做。我认为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都是战争中的艺术精品、杰作，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在这两个艺术品上焕发着耀目的光华色泽。就是我军受了挫折的涟水战役，到后来，也起了成功之母的积极作用。我珍爱它们，我觉得文学有义务表现它们。我又认为：透过这些血火斗争的史迹，描写、雕塑人物，既可以有所依托，又能够同时得到两个效果：写了光彩的战斗历程，又写了人物。看来，我不是写战史，却又写了战史，写了战史，但又不是写战史。战史仿佛是作品的基地似的，作品的许多具体内容、情节、人物活动，是在这个基地上建树、生长起来的。
最终，吴强选择了这样一种理解历史与文学的方式，在真切的历史中写了一群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塑造了一支有情感温度与人性深度的军队，呈现了一个亲历者对历史现场的尊重和沉思。而他这样的处理，也得到了同时代和此后读者的理解和认同。《红日》完稿后，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在审稿时曾提出担心石东根醉酒情节引发争议的问题，而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表达了对吴强理解历史方式的尊重：“石东根那样是有点‘出洋相’，事后他也感到后悔。再说，生活中人物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描写更能表现生活的多彩，也显得很真实，就不必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了。”《红日》再版时，受当时的主流批评意见影响，曾经对书中的人物情感、个性包括张灵甫形象都做过一些改动。但到了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重新出版时，又恢复到了初版，这部史诗作品的艺术生命力最终经受住了历史与时代的检验。
今天，我们要建设文化强国、创造文学高峰，同样需要在宏大历史中去讲述鲜活的人的故事，让人在历史中获得深度与力度、让历史成为人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创作于大半个世纪前的作品，对今天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
（作者：卢燕娟，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教授）
《红日》内容选摘见今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