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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艺术，是指史前时代即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的艺术，因其在不同文化中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具有一定差异，时间范围大致是公元前3万年~公元前2000年。史前艺术既有实用性，又反映了早期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海洋是人类先民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表现海洋生活、体现海洋意识的艺术品广泛出现在全世界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它们大多形式简洁，特色鲜明，彰显了先民们敏锐的观察力和惊人的创造力。
海洋孕育了生命，海洋联通了世界。在遍布全球的史前艺术中，海洋意象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标志。
通向海洋
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的过程，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轨迹。征服深蓝的勇气，航行能力的掌握，海上航线的开辟，加快了人类的迁徙，促进了贸易和交往，强化了全人类的生活联结，更让我们因追波逐浪的激越、雾海远航的希冀，甚至“乘桴浮于海”的意境产生共鸣。通向海洋，搏击浪涛，似乎是人类本能的冲动，蕴积着基本的情感。对这份冲动和情感的最早记录和表现，烙刻于多个史前岩画中，它们述说着人类航海史的早期记忆。
人类社群在世界上的分布证明，人类祖先的水上活动在几万年之前就开始了。相比陆上行动，使用船只捕鱼和运输相对平稳、快捷，也更机动和有效率。作为史前艺术的最主要形式，粗犷、古朴的原始岩画，不论是雕凿、锲刻，还是用矿物（红色和黄色赭石、赤铁矿、氧化锰）、木炭、粘土、蜂蜡或树脂涂染及喷绘，都给我们留下了人类航行的最初图像。
在澳大利亚，人们发现了非常古老的人类航船岩画。至少大约5万年前，那里的先民穿过巽他古陆来到萨胡尔大陆。随着冰河期的结束，大约14000年前，海水覆盖了古陆，这些人留居在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并创作了异彩纷呈的岩画作品，这使得澳大利亚成为大洋洲乃至世界岩画的集中地。
金伯利（Kimberley）高原是澳大利亚北部最重要的岩画点之一。考古学家就是在那里发现了古老的海航图像。筏和独木舟是人类最古老的水域交通工具，都需要借助桨来驱动。在一幅被认为距今17000年的岩画上，一艘红色的独木舟载着水手正在航行。它长度将近4米，轮廓独特。船体结构看似一个汉字隶书横笔，船首斜突前倾，船身平稳，船尾相对短小竖直，起到稳定的作用。独木舟仿佛正乘风破浪，极富动势。更有意思的是船上的四个坐像，左边两个水手戴着后掠的头饰，右边的两人则握着长长的船桨，伸向船体下方，划拨着波浪。四个人物既对称，又姿态各异。
在另一幅制作于坚硬砂岩的岩画上，至少有6个人站在一艘带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特点的芦苇船上，船首的人似乎拿着长矛或鱼叉，后排的几个人紧紧地牵着手，好似要在汹涌的巨浪中努力保持航行的稳定，他们齐心协力，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技艺，获取自然的恩赐。
冰河时期的冰川退却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迎来了极具海洋文化气息的石器时代。在挪威离欧洲最北端的城市哈默弗斯特南约几公里处的峡湾，一个叫阿尔塔（Alta）的小镇因为丰富精彩的史前岩画而备受瞩目，并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些岩画表现了新石器时代北欧居民的生活，其中最古老的大约可以追溯到六七千年前。航猎图是阿尔塔岩画最具标志性的符号。彼时，北欧先民在海上驾驭的是处于雏形状态的维京船。我们现在所称的维京长船，则是斯堪的纳维亚和冰岛的维京人于790年至1066年间使用的船只。这一岩画上石器时代的阿尔塔小舟同样取材于高大笔直的橡树，灵活轻便又很耐风浪，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载重航行时可保持稳定，便于渔猎和征战。在这艘船上，左边的水手正开弓射箭，站姿挺拔，颇有气定神闲之态，右边的水手双手托举着也许是某种判断风力的工具。画面线条简练有力，构图粗密有张。在另一幅阿尔塔长船岩画上，12个部落水手列队站立在平直的船体上，有的手持器具，显然各有分工，各司其职，整体上井然有序，船首高高耸立，与以龙头雕像作为船头标志的维京长船颇为相似。这位“艺术家”显然对这样的集体航行活动场景了然于胸，观者似乎能听到他们呼喊的号子。
当然，除了金伯利和阿尔塔岩画之外，全世界的其他岩画中还存有大量早期人类的海航图像。这些岩画不禁让我们确信，创作它们的“艺术家”一定是经验丰富的海上航行老手，所以才能如此清晰生动地描绘人物的形象，讲述人们的生活，自信满满地将人的形象呈现在自然的怀抱里。走向海洋，征服海洋，利用海洋，是早期人类文明迈进的脚步，而艺术的起源之作，正是记录这跫音的音符。
取材于海
海洋是巨大的资源宝库，它提供了史前人类生息繁衍的食物和环境，甚至还包括他们进行造物的材料。拉皮塔文化的珊瑚灰陶器、塔斯马尼亚人的贝壳艺术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龟壳面具，可以说是史前海洋文明的艺术瑰宝，是艺术创造取材于海洋的鲜明例证。
拉皮塔文化是大洋洲及太平洋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在美拉尼西亚群岛及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西部，以新喀里多尼亚岛西海岸的拉皮塔遗址命名。拉皮塔人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批到西太平洋海上冒险的先驱者。考古学已证明，公元前2000多年之前，这些先民从中国台湾扬帆启航，就像海洋上的游牧者一样，从一个海岛到另一个海岛。美国考古学家帕特里克·基尔希认为：“拉皮塔文化的传播是世界历史上已知的地理空间跨度最大，也是最快速的人口扩张之一。”
拉皮塔陶器是极其重要的拉皮塔物质文化遗存。在近50多年中，这种陶器大约在250个地点被发现，标记了拉皮塔文化的传播发展。
拉皮塔陶器主要是用暂居地当地的粘土制成，粘土中加入了富含钙的沙子和粉碎的贝壳，通常还会混入细腻的珊瑚砂灰，以增强陶器的密闭性和光泽度。这种混合粘土被附着于薄粘土板上，然后用木棍和石头塑造成容器壁，在粘土完全干燥并在明火上变硬之前，粘土会被用诸如梳状工具等印上复杂重复的几何图案，这些图案是拉皮塔最独特的齿状印章，它们很可能已经存在于彼时拉皮塔人的文身中。在装饰图案之后，泥坯被置于600℃到750℃的火炉中烧制，最终形成通常为红色的成品。有些陶器上面还绘有风格独特的人脸形象，似乎要传达那些长途跋涉、跳岛而居的人们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共通性。这些带有印记的陶器被用来标记那些驭浪而迁的拉皮塔人的海航距离，为大洋洲未来的物质文化奠定了基础。
陶器制作纯粹是一种用于烹饪、储存或运输的实用技术，但对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来说，它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们是神奇的器皿，它们的残片蕴含着历史的信息，告诉我们制造和使用这些物品的文化，期待我们去观赏、品味和思索。拉皮塔陶器蕴含着的是海洋游牧民族的力量、情感与想象，传递着海的气息。
塔斯马尼亚岛位于澳洲东南240公里的外海，陆地面积6.84万平方公里。原住民在约4万年前抵达这里。至今，塔斯马尼亚人的部落社会中，仍然保持着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2800年前的传统文化活动，那就是收集、加工贝壳并将其串成精致项链。
已知最古老的贝壳项链是在马拉瓦南部一个靠海居住区发现的。这条项链由32个贝壳组成，每个贝壳上都有一个小洞，与火化的人类遗骸一起被放在一个埋葬坑里。制作贝壳项链一直是女性的职责，并由母亲、姐妹和女儿代代相传。她们知道在何时到何处去收集那些贝壳，同时也收集仪式中使用的神圣的红赭石。塔斯马尼亚妇女到沙滩、礁滩甚至涉水到浅水的海藻床上，在蓝天骄阳下小心翼翼地收集贝壳，又将它们精心地打磨抛光，再用袋鼠尾巴的筋或其他材料的纤维线将贝壳串起来，制成戴在头上的冠饰、紧绕脖子的项链以及戴在手臂上的贝带。塔斯马尼亚妇女采撷了大海母亲的馈赠，将这份美丽升华，并传递了下来，成为延续至今的独特文化宝藏。
龟壳面具是位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托雷斯海峡群岛上土著部落独有的艺术品，距今已经有至少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制作方式是把单个龟壳片加热后弯曲至需要的形状，然后刺穿边缘，再用纤维连接起来，制成立体形态。制作者还把贝壳和坚果挂在面具上，在跳舞时发出嘎嘎的声音。群岛先民多用其装扮成相关的图腾（通常是鳄鱼）来代表祖先，举行仪式和典礼，比如葬礼仪式、青少年的启蒙仪式或生育仪式。在这些仪式上，男人戴上这种叫做“布克”“克拉尔”或“卡拉”的面具，穿着发出沙沙声的草制舞服，表演原始文化的故事——与海为生的故事。
形式意象
快速把握和描绘事物的粗略结构特征，可以说是人类视知觉的基本能力之一，这种能力早在原始人与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便逐步培养和具备了。对形状的把握，并非是一种更高级的抽象思维能力，而是一种比简单记录个别细节的能力更为低级和更为直接的能力。所以，当大家为拉斯科或阿尔塔米拉洞穴壁画上抽象、简洁而生动的动物形象而感叹的时候，可曾想过它们为何都是侧面呢？因为侧面的形状最易把握，最易表现。可见，洞穴画的“抽象”正是以“洞穴艺术家”最为熟悉的具体形象为出发点或基础的。
伴海而生的史前民族自然也留下了大量代表着他们在海洋生活中熟悉形象的图形，并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逐渐将图形符号化和精神化。
在金伯利地区一块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海洋和岛屿区域中，有一个可以追溯到至少6万年前的史前文化，还有一个可以追溯到4000～5000年前的著名的岩洞壁画遗址——旺吉纳岩画。旺吉纳是当地人信仰和崇拜的神秘生灵，被赞誉为“土地和人的创造者”。在岩画上，他们被描绘成奇特的样子：白色的脸，没有嘴，黑色的大眼睛，头部被光环或某种头盔包围着。土著人相信旺吉纳是每年给这个地区带来降雨和风暴的神，因此人们每年都会刷新旺吉纳的形象，以保持旺吉纳的力量，确保雨水的回归和土地的肥沃。在岩画上，他们往往与巨大的海洋鱼类图案交织在一起。有意思的是，这些大鱼也往往是白色的脸，黑色的大眼睛，鱼身则饱满宽扁，眼、身、尾处于一个平面上，这显示了旺吉纳的“史前艺术家”对鱼类这种常见水生动物之形状的真切把握。三角形的头部，椭圆形的身体，倒三角的尾部，再加上圆圆的眼睛，这几乎成了几何形状的简约组合。与其说是神奇的旺吉纳在混沌中创造了世界，不如说是这些“史前艺术家”在迷乱中创造了秩序。归根结底，是与自然的同在，刺激了先民朴素的形式意识。
水波澹澹，洪波涌起。海浪是滨海居民最熟悉的景观，涛声是他们最难忘的音响。海水纹是从现实大海的形象中提炼出来的，史前艺术中的海水纹，往往出现在陶器之上，重复排列，节奏整齐，从而起到醒目和装饰的作用，至于“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美好寓意，则是后世赋予海水纹的文化价值。上文提到的拉皮塔陶器上，就有多种不同形状的海水纹。它们多被印刻在器颈上，成为一种物质文化的几何符号，伴随着拉皮塔人的海上迁徙而传播开来，在岁月的磨蚀中沉淀着他们对海浪的原初的视觉记忆。
1973年发现的河姆渡文化是中国长江流域下游以南宁波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距今7000余年。2013年，在宁波余姚的三七市镇又发现距今7800～8300年的井头山遗址，这将宁（波）绍（兴）地区东部和舟山群岛的人类活动史又前推了1000多年。在河姆渡—井头山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挖掘出了船桨、陶灶、石碇等器物以及河口与海洋生物骨骸等大量珍贵的文物，可见，河姆渡人很早就开始了漂洋过海的实践，并掌握了石器制作、人工种稻及海洋捕捞等技能，这些充分展现了河姆渡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因素。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当文明的曙光初现之时，河姆渡人已经勇敢地走向了海洋。河姆渡文化是不可多得的原始文化瑰宝，堪称我国沿海地区海洋文明的起源。
黑陶是河姆渡遗址中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它色泽沉净，质地坚硬，造型别致，体现了河姆渡人高超的技术水平和不俗的审美观念。黑陶制品上多有美丽的装饰纹路。其中，藏于浙江省博物馆的河姆渡陶方盂的宽沿上饰有刻划的弦纹和海水纹组成的纹样带，两种纹样一张一弛，被考古学者称为我国大陆上发现的最早的“海水纹”器物。
专家们认为，河姆渡先民借助舟楫涉足海上，向海洋索取生活资料，他们具有淳朴的海洋意识，他们的信仰孕育了我国远古的海洋文化精神：博大，包容，和谐。陶方盂上的刻纹质朴、深刻、平衡、灵动，河姆渡的手艺人将他们对海洋的情感用线条的形式语言和象征的符号形象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
极目涛波如一瞬，沧渊难泯万古痕。
海洋，将她的性情与慷慨，借史前先民的技艺和智慧保留了下来，它们被镌刻在坚硬的岩石上，烙印在粗粝的陶泥中，沉蕴在质朴的线条里。它们向我们讲述着遥远的神话，倾诉着沧海的肺腑，更召唤着我们内心的自然。
（作者：诸葛沂，系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