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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几乎无不受“四书五经”的影响。清政府袭用明制，以《四书》科举取士。康熙为《四书解义》作序，强调“朕惟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有意将“君权正统”与“理学道统”相结合，借程朱理学维系统治秩序。官方的文化政策促使文人逐渐脱离明末心性空疏之学而致力于“返经书”“经世学”，文坛风气为之一变。通俗小说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受此影响，其编刊呈现出雅驯、经世等特点。
顺治康熙时期，书坊与文人在编刊小说时，开始自觉秉持存真去伪、戒欲戒淫、训归儒雅的态度。江左樵子在《樵史通俗演义·跋》中说：“然真则存之，赝则删之，汇所传书，采而成帙。”而受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的影响，清初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也自觉地将男女风情纳入道学正途，强调“名教中自有乐地”。如“名教中人”所作《好逑传》，书名取《诗经·关雎》“君子好逑”之意。该书序言指出，其所谓“好逑者，其必和谐有道，备极夫妇之欢，于足法随，唱非淫曲，尽人伦之乐而无愧者也”。“寉市道人”所作《醒风流》，也以宣扬“名教”为己任，在小说中宣称“朱熹等阐发正心诚意之学，实万世治平之纲领”，主张“道学尊而教化立”，其所写才子佳人皆恪守纲常名教，其用意在于使“世之逞风流者观此，必惕然警醒，归于老成”。素政堂主人在《人间乐序》中也说：“若夫风流蕴藉，共观关雎、周召二南，乐偕家室，则是编是也。”在《定情人》中，他又议论道：“所谓良姻者，其女出周南之遗，住河洲之上，关雎赋性，窈窕为容，百两迎来，三星会合，无论宜室宜家，有鼓钟琴瑟之乐……此方无愧于伦常，而谓之佳偶也。”（第一回）
清初话本小说名家李渔也积极倡导“既删《郑》《卫》，当续《周南》”（《十二楼》之《合影楼》第一回）。他在《十二楼》中多次引用“四书”中的名句，发表议论，阐释话本主旨。如《生我楼》第一回开头即说：“《四书》上有两句云：‘富润屋，德润身。’”然后便议论道：“这个‘润’字，从来读书之人都不得其解……若说润屋的‘润’字是兴工动作粉饰出来的，则是润身的‘润’字也要改头换面，另造一副形骇，方才叫做润身。把正心诚意的工夫反认做穿眼凿眉的学问了，如何使得！”《鹤归楼》第一回开头也说：“我这回野史，又说人间的死别胜似天上的生离，总合着一句《四书》，要人‘素患难行乎患难’的意思。”因此，李渔的好友杜濬在为《十二楼》作序时指出：“今是编以通俗语言鼓吹经传，以入情啼笑接引玩痴。”
很显然，这些小说编创者对“情归于正”的强调，与晚明主情、尚情甚至对“好货好色”津津乐道的风气大异其趣。由此可见，由明入清，通俗小说的编创主旨已发生逆转。而这与当时社会提倡宗经明道、推崇“四书五经”与礼乐教化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顾炎武曾倡言“文须有益于天下”，声称“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友人书三》）。蔡元放评改《东周列国志》时也强调：“《易》与《礼》《乐》，经中之经也，而事亦纪焉；《诗》《书》《春秋》，经中之史也，而道亦彰焉”，至于“稗官固亦史之支流……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而他评点《东周列国志》则“依理论断，是非颇不谬于圣人”。杜纲编撰《南北史演义》也旨在以史为鉴，宗经明道，诚如许宝善所指出的：“阅者即其事以究其故，由其故以求其心，则凡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胥于是乎在。”（《南史演义序》）这说明以经学义理指导小说编创、复以小说诠释经学义理，已成为小说编创者的自觉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文人还刻意以“四书”经义来阐释、评点某些小说名著。如清人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就指出：“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予今批《西游记》一百回，亦一言以蔽之曰：只是教人诚心为学，不要退悔。”张新之《红楼梦读法》也指出：“《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庄》《骚》寓本旨，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洪棣元《镜花缘原序》也说：“不知者仅以说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经义读之。盖温柔敦厚，《诗》之教；疏通知远，《书》之教；广博易良，《乐》之教；洁静精微，《易》之教；恭俭庄敬，《礼》之教；属辞比事，《春秋》之教。是书兼而有之。”此类评价，虽未免牵强附会，但其命意则在弘扬儒家“六经”之义，发挥小说劝惩教化之功。
至于刊刻小说的书坊主，也喜欢依据“四书五经”，阐发小说精义，为小说刊行张本。如云水道人在其刊刻的《巧联珠》之序中说：“此非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仪’者与？亟授之梓，不知者以为涂讴巷歌，知者以为跻之风雅无愧也。”水箬散人编刊《驻春园》时声称：“试从大学序以思，足占一往而深，又在嘤鸣之上。《易》书于男下女而系之咸，于二女同居则命之睽。见情有可通，亦有所隔。汉儒训诗雎鸠，谓求贤女以自助，其义甚长。情之为用，至斯而畅。”（《驻春园小史序》）好德堂重刊《好逑传》：“因思二南仍在人间，桃夭未尝乏种……惟德流荇菜，方享人间之福。礼正斧柯，始成名教之荣。”（见书首序）
书坊主之所以强调其所刻小说能阐扬名教、教化民众，这与清政府制定的“实能阐发孔、孟、程、朱之正理者，方许刊刻”（《康熙实录》）的出版政策有一定关系。如书业堂刊《说呼全传》，即公开宣扬：“然必有关惩劝扶植纲常者，方可刊而行之。”世裕堂主人也特意指出其所刻《续证道书东游记》，是“假圣僧东游，发明人伦”，“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一魅恣，则以一伦扫，扫魅还伦，尽归实理”，“总皆描写人情，发明因果，以期砭世，勿谓设于牛鬼蛇神之诞，信为劝善之一助。”（见书首序）诸如此类的论调，可谓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清代文人在编创、评点和刊行通俗小说的活动中，往往颇为自觉地以“四书五经”作为指导思想，刻意强调小说翊扬名教之功。这样做的意义至少有四点：一是将通俗小说的生产纳入主流文化的价值轨道，实现了小说“小道”与儒家“大道”之间的有效互动；二是提升了通俗小说的文化品格，彰显了通俗小说的思想内涵与社会教化功用；三是利用通俗小说“易观易入”的艺术特点，有效地促进了儒家经典在民间社会的普及与传播；四是在普遍视小说为小道、末技的时代，以小说附骥“四书五经”，发挥其资政体、助名教的功用，也有助于改变封建社会歧视小说的传统，抬高通俗小说的社会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推通俗小说的刊行与传播，扩大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
（作者：李国平，系广州大学岭南文化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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