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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志体因文人学习王梵志白话诗而得名，但历来记载语焉不详，兹梳理如次。
传世文献最早言及该诗体的是李壁开禧三年（1207年）至嘉定二年（1209年）谪居抚州时撰出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四三注《示李时叔二首》其二“千山访我几摧辀”时说：“刘琨诗‘骇驷摧双辀’，王维‘梵志体’诗云‘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辀’。”刘句出《重赠卢谌》，王句出《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二，因此，注中“梵志体”当指王维的两首诗。嗣后，宋末元初刘辰翁《须溪先生校本唐王右丞集》卷三《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题下有注云“二首梵志体”，明顾起经注《类笺唐王右丞诗集》卷一在诗题下又说“刘校，本注云梵志体”，过往学人对此颇多争议，或以为“梵志体”不是王维自注，而是刘辰翁评点王诗时的批语。从李壁注看来，“梵志体”应是王诗原题自注，李壁甚至用它替代王的诗题。此外，唐雯《晏殊〈类要〉研究》从《类要》卷三〇《咎征》发现了一条有力的旁证——卢照邻佚诗《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既然前辈著名诗人都戏仿过王梵志诗，那么，后辈王维作梵志体也可以理解。不过，与此前诗坛效法前世或当世名家（如《南齐书》卷三五说萧曅“诗学谢灵运体”、《周书》卷一三说宇文招“学庾信体”）不一样的是，卢、王学习的是民间白话诗。
敦煌保存的王梵志诗，主要有三卷本、一卷本、法忍抄本、零散抄本和引证诗（如《历代法宝记》引“惠眼近空心”等四句）。但吊诡的是，传世文献引用的梵志体基本上没有与敦煌本完全相同者。这就促使我们思考如下问题，两类文献中的王梵志诗是否具相同属性？
唐五代传世文献中重要的有：皎然《诗式》卷一“跌宕格二品”，它首先把王梵志《道情诗》与郭璞《游仙诗十九首》之六、贺知章《放达诗》、卢照邻《漫作》（皎然仅引两句，《类要》卷三〇引有“城狐尾独束”等五句，也是《漫作》佚句。换言之，卢氏至少有两首梵志体）相提并论而归入“骇俗”品，谓诸诗特点是“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则把王梵志、志公、傅大士作为“降其迹而适性，一时间警策群迷”的弘法代表。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蜀僧喻》又载，玄朗上人“或有愚士昧学之流，欲其开悟，别吟以王梵志诗”，并评王诗“其言虽鄙，其理归真”。敦煌本《王梵志诗集序》谓王梵志“制诗三百余首，具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非但智士回意，实亦愚夫改容。远近传闻，劝惩令善……纵使大德讲说，不及读此善文”，对读两类文献之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强调王梵志诗特点是：内容贴近社会生活，语言俚俗，功在劝化，后者甚至认为读梵志诗远比听佛教讲经更有功德果报。
卢照邻《营新龛窟室戏学王梵志》“试宿泉台里，佯学死人眠。鬼火寒无焰，泥人唤不前。浪取蒲为马，徒劳纸作钱”，是现存最早的文人梵志体，若与其传世的同写佛龛题材及生死主题的《相乐夫人檀龛赞》“猗欤宝相，显允神功。规模鹿苑，图写龙宫……一窥妙境，高谢尘蒙”相比，一诙谐，一庄重，风格迥异。而前者所写“纸钱”的丧葬风俗，敦煌本王梵志诗亦然，如“积蓄留妻儿，只得纸钱送”“一日阙摩师，空得纸钱送”等。
据项楚先生《王梵志诗校注》统计，今存王梵志诗约390首，366首出自敦煌遗书（其他24首散见于历代笔记、禅宗语录等）。它们都十分重视日常生活书写，谈论最多的话题除了生、死之大事外，“钱”字的使用频率也很高，甚至超过“佛”和“菩萨”（初步统计，敦煌本“钱”字出现34次，“佛”“菩萨”各为23次、2次），此说明民间诗人更关心经济生活而非宗教精神生活（如王维387首、李白近千首诗中仅分别有2次、7次言及财产意义的“钱”字，频率远低于王梵志）。传世文献言及“钱”字的梵志诗还有《云溪友议》卷下所引“欺枉得钱君莫羡，得了却是输他便”“齐头送到墓门回，分你钱财各头散”“多置庄田广修宅……哭人尽是分钱人”等三首，以及行秀《请益录》卷下引晋阳贾文振所诵王梵志“我若有钱时”“我若无钱时”二诗，行秀谓它们“激讽诸人，不为不切矣”，这说明经济因素在宗教生活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此大张旗鼓地谈“钱”，在正统文人诗歌中极少见。
传世文献中流播最广的王梵志诗有三首：一是《诗式》所引《道情诗》，二是黄庭坚所书《梵志翻着袜》，三是惠洪《冷斋夜话》卷十所引《城外土馒头》。三人中，两位是诗僧，黄是居士，都十分熟悉佛典与佛教文化。黄庭坚还特别点明“梵志是大修行人也”，行秀《从容庵录》卷五亦称“王梵志奇人，此语大播人间”。南宋以降，用“翻着袜”上堂说法者不胜枚举，原因在于它体现了禅者反常合道下的自适其性，它与“骇俗”所说“达人之度”的“达人”本质是相同的。据《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三载，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年）的侍郎魏矼“常以王梵志《土馒头颂》作佛事，以警悟流俗”，则知该诗与敦煌本其他王诗的功用如出一辙，皆在警醒世人。不过，苏轼、黄庭坚、释克勤、刘克庄、牟巘、刘辰翁、方回、释净范等僧、俗二众用翻案法对“土馒头”，惠洪、陆游、赵秉文、姜特立、钱谦益、孙枝蔚、陶元藻等对“翻着袜”语典之运用，都有创造性的发展，写出了不少有另类幽默感的诗偈，如王如锡辑《东坡养生集》卷七“达观”条就认为苏轼把王梵志“土馒头”诗后两句改为“预先着酒浇，图教有滋味”，是“改得有理，亦有致”。
两宋以降的两类作品，可纳入梵志体：一是像卢照邻、王维那样直接在题名中就揭示诗体性质者，如陶望龄《袁伯修见寄效梵志诗八章拟作》、陶奭龄《袁石浦先生作梵志诗见寄效作七章》、董暹《读梵志诗四首》、王宗燿《戏易王梵志诗三首》等。诸诗皆语言浅俗，富于禅趣：如陶望龄第六首“泥馒头里肉馅，四板汤中糁头。好趁庖人未到，权时抹粉搽油”，同样由“土馒头”生发联想，但用四板汤指代棺材，更切合南方的土葬场景，末后两句则表明晚明及时行乐的社会风气；陶奭龄第七首“蓼虫苦中作活，蜜蜂甜里营生。苦则终身自受，甜应总为他人”，以生动有趣的比喻、对比来揭示下层民众谋生之不易；董暹第二首“我手何如佛手，我脚何如驴脚。夜来欹枕熟眠，驴佛一时抛却”，用梦来解构禅宗公案“黄龙三关”（生缘、佛手、驴脚），寄托了人生如梦、缘起性空的思想；王宗燿第三首“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可惜林檎树，儿生已无味”，其翻案法用到极致，竟然把传说诞生在林檎树瘿中、后来首创翻着袜的王梵志本人也当成馅草，这表明任何人都逃不出死亡是生命自然过程的规律。二是化用王梵志诗意或诗句者，如秦观《和裴仲谟〈摘白须行〉》“所以梵志云：昔人已非昔”，就隐括了“吾家昔富有，你身穷欲死。你今初有钱，与吾昔相似。吾今乍无初，还同昔日你”的旨意；楼钥《走笔送僧义冲》“梵志有至言：还我未生时”、《戏题珪老借庵》其二“不知当初问谁借，至今久假而不归。毕竟还了方是了，却须还我未生时”，王若虚《再致故园述怀五绝》其五“艰危尝尽鬓成丝，转觉繁华不可期。几度哀歌仰天问，何如还我未生时”等，皆从《道情诗》化出，充满了对生命个体终极意义的追问，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十第九条论“诗有见道之言”即说王梵志此“八句是禅家上乘”，因为“未生时”与南宗禅“无位真人”的思想内涵确有相通之处。
综上所论，自初唐至晚清，文人梵志体诗虽未成规模，但它们多在佛教居士手中互相传习，独具特色，故也具有较高的诗歌史价值。
（作者：李小荣，系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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