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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小传
汤一介（1927—2014），湖北黄梅人，哲学史家、教育家。195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入北京市委党校任教。1956年调到北大哲学系，2006年获评资深教授。曾任北大儒学研究院院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国际道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儒藏》编纂中心主任、首席专家等职。著有《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佛教与中国文化》《反本开新》《瞩望新轴心时代》等，主要著作收入十卷本《汤一介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家国情怀 勇于担当
汤一介先生1927年2月16日出生于天津。那时，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1893—1964）正在南开大学任教。其祖父汤霖（1850—1912）给孙辈取名都有“一”字，汤用彤希望儿子传承汤家视读书治学为本分的家风，遂给他取名“一介”，寓意“一介书生”。汤一介一生也正是在读书、写书、编书和教书办学中度过的。
从汤霖、汤用彤到汤一介，百余年间，社会环境沧海桑田般不断变迁，他们三代人的家国情怀一直不变。
汤霖号颐园，在清光绪年间，与廖平、文廷式等维新志士为同科进士，做过几任知县。他思想开明进步，创办新式学堂，广育人才。1911年，汤霖题写《颐园老人生日宴游图》跋文，其中写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汤氏三代学人终身的座右铭。“事不避难”典出《国语·鲁语》中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所言“居官者当事不避难”，意谓行事应不畏惧危难险阻。“义不逃责”，最早相关表述见于《论语》中的“见义不为，无勇也”。汤霖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联用，强调若合乎道义，就要坚定自觉地勇担责任，展现出勇于担当、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则是一种遵序归位的修身法门和简约自然的人生态度，指安心当下，做好本分。
汤霖传下来的这种家风深刻影响了汤用彤、汤一介的立身行事，他们用生命演绎了此门风祖训。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学术史上的难题，汤用彤不畏艰辛，锲而不舍地著就《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理清了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进程。他专心教研，不愿卷入烦琐事务，但在1946年北京大学从昆明北归的关键时刻毅然肩负起复校重任。汤一介身处转型时代，传承了汤家的家风：淡泊名利、谦逊俭朴、兼容并蓄、勤奋严谨、心怀天下而弘道不辍，且善于团结各方力量来复兴中华文化。1984年汤一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联合冯友兰、季羡林、任继愈等学者，通过系列论坛、讲座、培训、出版等活动，引领了当时的文化热。他耄耋之年主编《儒藏》，以“事不避难”的强烈使命感承担起这一光前裕后的大工程。他逝前将《颐园老人生日宴游图》复制多份赠送亲属，原图则捐献北大。
汤霖心系国运，平时最爱吟诵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和庾信《哀江南赋》，以寄托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爱国情。汤霖教育子女很重视诗书传家的家风，正如庾信此赋所云“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词赋，先陈世德”。汤用彤幼时罕言语，貌似愚钝，但三岁时一日独自坐在门槛上，模仿其父口吻，一字不差地背出《哀江南》全曲。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倾听，大为惊奇。汤霖于是让他在教馆中开蒙，常用先贤嘉言懿行予以教导，使其渐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打下牢固的国学根底。汤用彤年长时以“幼承庭训”来概括所受家教，仍常用黄梅乡音吟诵《哀江南》，汤一介耳濡目染，六岁便能成诵。
汤一介读初中时，汤用彤发觉他爱背诗词，遂拿出骈文第一佳作《哀江南赋》让他看。此后，汤一介常用乡音吟诵《哀江南》《哀江南赋》。随着阅历加深，汤一介逐渐从中体悟到：一个家族应该有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从卢沟桥事变到新中国成立前，他几乎每天都会听到父亲吟诵《哀江南》，父亲还对他说，“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几句可作为历史教训。对于祖父和父亲为何爱读《哀江南》，汤一介认为是他们生逢国势日衰的乱世，忧患意识扎根于其灵魂深处。汤一介的兄妹皆在抗战时艰苦生活中病逝，国难家殇激发他探寻人生意义，常自问这一生为何而来？那时他就认识到：自己活着就应对社会负有责任和使命，不甘于平庸凡俗，要承受苦难以经世济民。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一己之小我，而是为国家的大我，因此他立志愿为崇高理想而舍生忘死。
在汤用彤言传身教浸润下，汤一介全面承继起家学门风，至今其子孙后代都能背诵《哀江南》。国学亦家学，家风即国风，汤门三代堪称典范。
父爱深沉 薪火相传
作为佛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汤用彤在印度哲学、佛教史、魏晋玄学、道教史及跨文化比较领域都取得了许多杰出成就。汤一介子承父业，将其父文教事业缵续光大。汤先生父子两代皆为学术大师，这在中外历史上并不常见，这与汤氏的家风家教有关。
汤用彤夫妇对子女慈爱呵护，从不打骂，尊重孩子的合理意愿，注重培养其良好习惯和自立、自强、自信的主体性道德人格，有意为他们创建宽松自在的成长空间，营造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愉悦自由的生活环境塑造了汤一介率真坦诚、儒雅平和的性格，他十分感念父母给予自己幸福难忘的童年，也在孩子教育上像父母那样让其充分顺应天性，全面发展。汤一介的儿女皆品学兼优、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可参阅汤一介、乐黛云、汤丹、汤双合著的《燕南园往事》等书）
汤一介早年生活颇受父亲工作变迁的影响。1931年汤用彤至北大哲学系任教授，汤一介随父亲到北平，家住故宫东邻的一套宅院，钱穆、钱伟长都在此借住过。汤用彤不仅把爱子送到幼儿园、小学读书，还聘请其研究生王维诚和学术助手王森住在汤府正房的楼上当家庭教师。1939年汤一介在母亲带领下辗转万里来到西南联大与父亲团聚。1943年，他在位于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读初二，因受斯诺《西行漫记》感召，拟投奔延安参加革命，行至贵阳被反动军警遣返，于是他转至重庆南开中学直接读高中。父母时常与他通信关心其成长，汤一介写信抱怨生活太苦，汤用彤回信说：抗战期间大家都苦，不该对此有什么抱怨。他还抄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写道：“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应该多想想比你更困难的人，要像杜甫那样，在艰难的生活中，他想到的是大庇天下寒士。”汤用彤在信中要求儿子克服暂时的困难，同时自己节衣缩食省下钱来给儿子补充营养。每当想起父亲这类教诲和关爱，汤一介都感动不已，提醒自己切勿苟且偷安，做些造福众生之事，以不负父亲的殷殷嘱托。
1945年，汤一介从重庆回昆明，在父亲引导下广泛阅读哲学、宗教、文史类书籍，从此立志做哲学家。他1947年由北大先修班考入哲学系，选修了汤用彤讲的两门哲学课和贺麟、胡世华、朱光潜、废名、梁思成、俞大缜、杨振声等教授的课程，受到良好的中西学术训练。成长为爱国青年的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腊月社”，还与同伴在家中开会、共读进步书籍。因活动频繁而被特务盯梢，在父亲的庇护下，汤一介安全脱险。
北平解放前夕，汤用彤收到南下机票，他秉持家训，留在大陆，担任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与汤一介一起迎接解放，为建设新北大尽职尽责。他广邀名家来北大开设马克思主义课程，还与李达、艾思奇等人发起中国新哲学研究会，传播马列主义，批判地继承旧哲学。新中国成立后，汤一介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汤一介大学毕业，由于又红又专，他被分配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讲授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课。因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汤一介的课很受学生欢迎。那时，他刻苦钻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曾有机会查阅汤一介读过的这批书，看到其上有大量圈点批注，可想见他当年用功之勤、致思之精。
1954年汤用彤中风后，撰文多由汤一介夫妇等协助，听他口述做笔录。1956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汤一介被调入北大哲学系做汤用彤的助手。汤一介帮助父亲编校出版了《魏晋玄学论稿》《往日杂稿》等著作。《历史研究》1961年第5期发表了汤用彤、汤一介共同署名的文章《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道教史杂论之一》，这是汤一介在父亲指导下完成的。我曾发现一本《有关寇谦之、陆修静、陶弘景的资料》未刊稿，署名“汤用彤、汤一介”，当是他们为写道教史杂论之二、之三而搜集的素材。
1962年青年节，《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则新华社消息，提到汤用彤虽因病休养，仍尽力培养后学，“汤一介就在他的指导下，学习魏晋玄学，同时正在有计划地编写有关资料”。同年，汤用彤在札记上题写“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以表达他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心愿。1963年劳动节，汤用彤夫妇由汤一介夫妇陪同，应邀上天安门参加庆典。毛泽东与汤用彤交谈，并与其全家人握手。汤一介回忆说，毛泽东关心地询问汤用彤的身体状况，嘱咐他量力而行写些短文，并言阅读过他所撰全部文章。此后汤用彤更加努力工作，教导后学，直到病逝。汤一介与父亲一样，总想为人民做些力所能及之事，视其为义不容辞的职责。
1993年，汤一介召集海内外近百名学者举行纪念汤用彤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宣布筹建汤用彤学术基金，以奖励卓有建树的青年学者。汤一介1997年发起的“汤用彤学术讲座”迄今已举办20届，邀请饶宗颐、杜维明等海内外名家担任主讲。
弘传家学 整理遗稿
汤一介著述等身，但坚辞“国学大师”桂冠，还屡称自己“学不如父”。其实，学术发展代际不同，父子二人的学术成就各有特色。他们的学术关系，从汤用彤对汤一介的影响或汤一介对汤用彤的传承方面来说，汤一介全面地继承了汤用彤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视野和方法，并更多地以古鉴今，更贴近社会现实。在具体研究上，汤一介一方面推进了汤用彤开辟的学术领域，如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儒学与三教关系等；另一方面探索中国文化独特的内容和方法，提出普遍和谐观、创建中国解释学。这可以说是他对父亲未竟之志的传承和发展。
受父亲影响，汤一介在治学之初重点研究玄学与佛教、道教。他1980年在北大开设“魏晋时期的玄学、佛教和道教”课程，在三教关系研究和教学方面皆具首创意义。1983年，汤一介首部专著《郭象与魏晋玄学》出版，此书继承了汤用彤等前辈的学术成果，促进哲学界摆脱教条主义束缚，成为新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代表作。他1988年出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发展了汤用彤道教研究方法和思路，揭示了从道家到早期道教的演进历程。他的佛教研究也在汤用彤佛教史体系下拓展，更为注重佛道儒的比较，挖掘佛教中国化的当代价值，由此开创了三教关系和跨文化研究的新局面。汤一介主编的“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华佛教史》11卷本，完成了汤用彤梳理中国佛教通史的遗愿。
汤一介阐扬了汤用彤“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治学宗旨，主张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发展国学，倡导“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也让世界文化走进中国”。他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次完整展示了西方哲学东渐的百年历程，被张岱年称为“贯通中西哲学视野的难得的学术工程”，获第14届中国图书奖。汤用彤、汤一介等前辈筚路蓝缕之功，奠定了我国哲学文化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方法和特色。
汤一介的学术思想皆能在汤用彤著述中找到渊源，或者说汤一介的治学根基和成就是通过整理、阐释和发展家学而形成的。汤用彤去世后，汤一介操办完丧事，即着手整理汤用彤遗稿。除对父亲著作单行本不断校订再版外，汤一介新整理结集了《汤用彤论著集（四种）》《理学·佛学·玄学》《魏晋玄学讲义》《汉文印度佛教史资料选编》《汤用彤选集》等。1992年应汤一介之请，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联署了出版汤用彤文集的意见书，由此而有编《汤用彤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的动议。我侍学汤一介师18年的殊胜缘分便始自校订《全集》。汤师主编的七卷本《全集》，我与孙尚扬、杨立华、戈国龙等师兄都参与整理，统稿由我协助汤师完成。《全集》于2000年出版，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我成为汤师的专职助手，为方便我工作，他安排我从他的中关园书屋住进他研究室所在的北大治贝子园，有时还将家门钥匙交给我保管使用。北大儒学院成立后，汤师又让我管理燕南园的院长办公室。此间我除参与整理《汤用彤全集》，还为汤师所写《和而不同》《我们三代人》等论著查找资料、校勘文稿，参与编纂《汤一介集》《儒藏》等。当时只道是日常工作，后来才逐渐发觉其中蕴涵的重要学术价值。在此过程中，我深受汤门学风洗礼，目睹汤师为弘传家学国学而夙兴夜寐的情景。每每想起，我总会肃然起敬，无限感恩。
汤用彤手稿和家传藏书是汤一介心中的宝贵财富，他2003年首次中风初愈，就让我协同整理藏书，编制目录，为日后捐书做准备。父亲的金质奖章、古典家具等物件，汤一介陆续捐献给北大校史馆和家乡的汤用彤纪念馆珍藏。2011年，他把父亲与自己的藏书和手稿共四万多册，全部无偿捐赠北大，由此可见他无私奉献的豁达胸襟和令人钦敬的大师风范。
汤一介晚年两大心愿是编完《儒藏（精华编）》和《汤用彤全集》续编。尽管每天工作日程排得很满，但他依然抽空整理父亲文稿。为使汤师有更多精力编好《儒藏》，也为让他及早见到新编《全集》，我全力投入《全集》整理。鉴于上千万字的全集工程浩大，我协助汤师制定了分期、分批出版的计划，先编11卷本《全集新编》，再出全本“全集”。
汤用彤逝后60年来，汤师与我相继从遗稿中整理出《读〈道藏〉札记》《佛典举要》《道德为立国之本议》等文章，先行发表于《历史研究》《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佛学研究》等刊物，这些遗作不断推动着学界对相关哲学文化问题的研讨。汤师常对来访者说“用彤先生的一些佚文佚事，建永知道的甚至比我还多”，并将此话写入他审订的拙著《汤用彤编年事辑》序言中，但我仅将此话视为恩师对我的勉励、鞭策。30年来，我朝夕用心于汤学研究，汤师父子的年谱、评传等论著陆续出版。拙作大都经汤师倾心指导写成，可看作凝聚着恩师心血的师生合著。
编纂儒藏 传承文脉
汤用彤1957年在中国科学院学部会议上倡议，我们应整理出比日本《大正藏》更好的佛藏来供全世界学者应用，并呼吁逐步刊印《道藏》《太平御览》等大型古籍。《光明日报》随即刊出其发言稿，产生了广泛影响。从他以儒家为旨归的治学理路来看，当这批丛书编印就绪后，接下来应是汇编《儒藏》。汤用彤作为“纯儒之典型”（钱穆语），素来重视传承民族文脉。
汤一介出入佛道、归宗于儒，接续着父亲的理想和事业。他特别注重整理典籍，以使其治学有扎实根基，并为后学研究打下基础，还把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相结合。经其不懈努力，《儒藏》工程立项，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随之成立，他担任该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和总编纂直至逝世。自汤一介2003年发起至今，《儒藏》工程聚集了中、韩、日、越等国近百所高校及学术机构、五百多位学者共襄盛举。汤一介常说：“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这个工程尽力。”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这次座谈会上，北大副校长王博教授介绍《儒藏》编纂进展，回顾了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看望汤一介教授的情景，他说：“总书记特别关心《儒藏》编纂工作，指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肯定汤老做了一件贡献非常大的事情。”“在新时代推进《儒藏》编纂和研究，是推进‘两个结合’的一项标志性工作。”汤一介是最早系统深入研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学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汤用彤晚年著述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来解析历史文化的内容，多出自汤一介的建议。改革开放后，汤一介一直以敏锐的哲思，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契合点。汤一介认为，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对当代中国影响最深广的两大传统。他在汤用彤“文化融合”说基础上，从文化发展规律的高度阐明了这两个传统结合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汤一介与李中华教授主编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迄今体系最完备的儒学通史。汤一介主持的《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中国解释学史》《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课题，皆体现出他对复兴中国文化和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付出的艰辛努力及其文化自觉和担当精神。汤一介是中国思想界开风气之先的学人，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求索、对古今文化问题的思考、对大型学术项目的设计，都彰显着其学究天人和探寻真善美的济世情怀，并将全部生命化入文化传承创新的伟业。他病逝前夕编成《儒藏（精华编）》一百册以及《汤一介集》《汤用彤全集新编》，阐发了中国文化的永久价值，并培育出大批学术骨干，实现了他要为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多作贡献的人生夙愿。
作为教育家，汤一介竭力培养人才，旨在将前贤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与理想事业以一种更为恢宏深远的形式进行延伸与升华。他担当尽责、继往开来的精神，值得后人传承弘扬，也激励着我们担负起新时代文化使命，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而奋力前行。
（作者：赵建永，系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科院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