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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点】
艺术史是对特定时期内的艺术对象的研究，按照研究范畴我认为还可分为“内观”与“外观”两类。
“内观”研究是为确定艺术品的作者起源，即发现谁在何时、何地以及出于何种原因创作了艺术品，它主要针对特定的艺术作品或艺术现象，其研究结论不能完全代表艺术群体全貌。在方法上，“内观”侧重于借助考古研究还原艺术的使用环境，通过科学技术来鉴定其材质、年代等，从图像与史料等方面来求证或鉴定艺术家身份，偏向于科学研究中的发生学理论，注重严谨的逻辑链论证。
而“外观”研究则侧重分析视觉艺术（绘画、雕塑、工艺美术、建筑等）在创作时的社会背景，把它作为艺术品不可分裂的一部分看待，从艺术品进一步研究其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关系和审美共性。
艺术史的研究“内观”在前，“外观”在后，或者说，“外观”研究必须建立在尊重多个“内观”结论基础之上。
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艺术史的“内观”研究即开始在传统考古学、历史学领域，引入美术学、工艺美术学，以及化学、物理学等科学方法。而近些年来，艺术史的“外观”研究显得非常活跃，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学者纷纷以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维介入艺术史的“外观”研究，从而形成了一种泛学科的艺术史研究热潮。它吸收并整合了各自学科的不同背景和观点，让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艺术品的意义问题。
但是由此也出现了一种不合正常逻辑顺序的艺术史研究趋势。通俗来说，就是使用泛学科的艺术史“外观”研究方法与逻辑，来论证“内观”研究结论，譬如：通过民族学、美学、社会学、人类学的逻辑来回答艺术品的创作时间、地点、原因等问题。甚至出现了“削足适履”式的研究，即先预设“内观”研究的研究结论，从广泛的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中寻找适配的理论论据，从而形成看似逻辑通顺的论证过程。例如，“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论证商周青铜器纹饰的转变”，先预设了“中和之美”“尽善尽美”等研究结论，再将商朝、周朝时期青铜纹饰变化的演变过程进行分析与理论适配，得出结论：青铜器纹饰“由繁至简”变化的原因是制作者受到“中和之美”“尽善尽美”的美学思想影响。殊不知，商至周，青铜器纹饰逐渐从立体、鬼魅转向平面、装饰的风格特征，主要由于商代以青铜作为祭祀器使用、而周代青铜器逐渐广泛运用于食器的历史背景，也受到了青铜技术如“失蜡法”“锻造法”等科学技术的影响。至少在商周青铜纹饰的研究个案上，影响其演变的主导因素是历史事件、科技和祭祀思想，而不是美学思想。
我们可以将现代“艺术史”研究的内观与外观用建筑结构比喻，“内观”研究是建筑结构中的“地基”，而“外观”则更像建筑中的“地面结构”。“内观”强调严谨推导，必须秉持保守与谨慎的态度对待，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主，辅以化学、物理学等科学检测结论作为重要参照，加之美术学的图像分析、历史学的文献解读，得出符合普遍研究规范的结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这样的“内观”研究作为“地基”，才能足以支撑建筑物的“地面结构”即“外观”。“外观”研究则可以站在更为宏观的视角上，观察许多个案之间的联系性与共同性，对群体中导致艺术生成的群体文化和价值观等进行研究。
从人文学科发展趋势来看，“开放性”的泛学科艺术史研究是大势所趋，多种学科引入的不同思维模式，使得艺术史的“外观”研究能具有更开阔的视域与更深邃的人文思想。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艺术史的“内观”与“外观”研究之间的界限需要明晰。要建立处于两者之上的统一而具有约束力的研究规则与逻辑推演顺序，既强调“内观”的严谨推导，也注重“外观”的思辨性阐述，从而使两者形成互为补足的关系。
（作者：程雅娟，系南京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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