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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强国新征程·关注文物保护与修复人才】
我们常说的“中华上下五千年”，何以为凭？
曾经，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寻找了很久：有文献可考、有考古和甲骨文为证的殷墟，为3000多年前的遗存；有文献记载的夏代“大禹治水”，发生在距今约4100年前；再向前追溯，“三皇五帝”的故事，却是神话传说了……
在浙江良渚，这个地名意为“美丽水中之洲”的江南小镇，我们找到了答案：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与会代表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实证，申遗成功表明其文化价值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体现了良渚文化和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自此，“中华上下五千年”有了全新的坐标！
标定这个坐标，良渚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成员接续努力，经年累月在田野中挥洒汗水，在实验室中仔细研判。孜孜以求，久久为功，正是他们的研究，使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脉络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眼前，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有了更详实鲜活的注脚。
能不断解开良渚史前文明谜题，我们激动
今天，站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5000年前中华文明的面貌昭然在目。在莫角山宫殿，面积近30万平方米的人工营建的土台上，三座宫殿台基连同周围的大面积沙土广场，揭示了这里极有可能是良渚王族和贵族举行重要仪式的场所。在反山王陵展示区，9座良渚早期的大墓依次排开。1200余件（组）的陶、石、玉、象牙、涂朱嵌玉器等丰富了良渚文化的研究资料。尤其是反山12号墓出土的迄今为止个体最大、重达6500克的玉琮，再一次实证了良渚文化以玉为礼的文化特征。
现在，良渚古城遗址已重见天日，但它们还深埋地下时，要精准找到并发掘保护，并不简单。“以前的不少经验，似乎都不奏效。”在良渚水利系统发掘与保护中，负责现场踏勘的浙江省考古文物研究所馆员范畴感慨，最开始谁也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是约5000年前的文明遗迹。
2000年时，良渚古城北侧的蜜蜂垄水坝被认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进行发掘，结果找不到墓室，才意识到应该是水坝。2009年又一座岗公岭水坝暴露，团队经过调查和测年，终于判定这些水坝都是良渚时期的水利工程。
2011年，时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王宁远得到了一张20世纪60年代的良渚古城遗址区卫星影像。影像中，良渚古城宫殿区、城墙、外郭和良渚时期水利工程塘山长堤和高坝系统，都清晰可辨。就在王宁远查看影像细节时，忽然看到画面上，两个山体间连着一条长垄，看形状很可能是人工堆筑的。他不断确认，激动地发现，这条垄居然连上了塘山长堤，“如果它是良渚时期的水坝，那它和塘山就构成了一个整体，这就说明良渚水利设施是个统一设计的、规模巨大的系统工程！”
王宁远立刻带队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过勘探和测年，确定此处为良渚时期水利工程的低坝系统。踏勘的结果证实了王宁远的猜想，良渚水利系统规模如此庞大、结构如此明晰，由此可见如果不是良渚先民具有强大的组织力量，这样的大型水利工程是建不起来的。
虽然激动，但王宁远和团队成员都非常冷静：“如果不是无意间在卫星影像上看到了那条长垄，低坝系统究竟什么时候才会被发现？可见，摸索一套能够指导现在和未来实践的方法很重要。”王宁远笑着说。
此后，团队逐渐形成了“影像配准－影像解译－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吸收了遥感测绘等专业的人才力量加入其中，负责影像数据的采集、分析等工作。现阶段，这套方法不仅运用于塘山长堤以北区域的良渚水利工程发掘，还被其他地区古代工程考古遗址的同行借鉴。
近年来加入团队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馆员张涛，大学期间学习的是测绘相关专业，在团队中主要负责影像素材采集。实际上，范围广、精度高、细节丰富的影像素材，获取成本是较高的。因此，自主培养影像素材的采集专家成了团队的“刚需”。张涛介绍，在团队成员的帮助和鼓励下，他正在备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操控员实践考试，并希望能实现自主影像数据采集，为团队提供各种研究所需素材。“在我们的工作方法中，图像采集是基础性的工作。我能将自身所学运用到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与保护之中，感到很激动。”张涛说。
“我们从良渚文化的研究中，看到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走向一体的过程。比如，不论是四川成都的三星堆遗址，还是殷墟妇好墓，都出土了良渚人的玉琮，证明其与良渚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文化的传承。当前，还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去回答，梳理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我们还会不断推出新成果。”现今，已经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主任的王宁远说。
能证实良渚讲的中华文明故事，我们值了
每次来到良渚，赵晓豹都愿意走到坝群山间的高地瞭望远方。他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几千年前良渚人建造的水库烟波浩渺的风景。
赵晓豹是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他和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一道，2016年起参与良渚古城遗址中水利系统的发掘与保护。
首次接触古代工程遗迹，两位水利与地质方面的专家起初有些不适应。“就连专业术语的含义都不一样！”袁俊平举例，“黄土”在土力学中指的是一种风积土，而在这里“竟然是指黄色的土。”或许是被5000年前文明的魅力吸引，两位专家尽管有诸多“水土不服”，但欣然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发掘与保护，而且自此乐在其中。
不同学科领域思维碰撞产生的火花，推动了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与保护工作逐步深入。对水坝建造年代的疑问，促使团队成员进一步分析良渚人建造水坝的目的；在洪水演算和综合分析中，他们得出良渚水坝的功能不限于防洪和运输；基于水利常识，他们提出水坝建造必有溢洪道……在一次次学科的交流、碰撞、融合中，一个更加完整的古代水利系统，呈现在人们眼前。
除各领域专家，背景不同但同样热爱历史文化的年轻力量也为这个团队注入活力。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室馆员张依欣和她的大学同学“大多是搞遥感测绘的”，主要研究地理信息技术，“我也没想到，自己的‘专业手艺’没有用在工程建筑等领域，而是成为良渚古城遗址发掘和保护的利器”。
一开始，张依欣发挥专业所长，主要负责遥感影像数据处理，为田野考察提供准确依据。一段时间后，在王宁远的带领下，张依欣的工作状态逐渐从“坐在办公室盯着电脑屏”变为“在良渚保护区近10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进行田野调查”。从室内转向室外，体力上的消耗更多了，但干劲更足了，“头顶太阳、脚踩泥土、手执刮子和手铲，满足了我对文化解密的所有想象。”张依欣说。
在王宁远看来，把团队成员从“舒适区”带到野外，并非强人所难，“纸上得来终觉浅，只有让足迹遍布保护区的每处遗址，心中才能有更清晰、更立体的地图”。
在这个团队，还有很多年轻人和张依欣一样，在短时间取得全面成长和快速进步。工科专业出身的赵容舟，负责良渚水利工程遗址的田野勘察工作；张鑫所学的专业是财会，在团队成员帮助下，她凭借对地图的敏感度和较强的记忆力，快速成长为一名图像解译的能手……
如今，团队积极给青年人才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让他们能在这里尽情发挥，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很多年轻人说，能够在合作中收获、在交流中成长，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寻找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让良渚讲好中华文明的故事，值了。
能让中华文明初期模样再清楚一点，我们接力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地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1938年，抗日战争的硝烟笼罩着华夏大地。时局动荡之际，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杭州青年施昕更在《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发出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提问。那时，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发现，将为后人找到“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古城遗址”提供了最初的线索。
80多年来，四代良渚研究者接续努力，才让世界认识了良渚这个发展成熟的史前文明。以施昕更为代表的初代研究者，白手起家、筚路蓝缕，为后世研究打下基础。新中国成立后，第二代研究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此阶段，“良渚文化”作为考古文化谱系正式获得单独命名。1986年，良渚反山大墓的发现让良渚文化的中心回归它的命名地。此后，第二代、第三代研究者如同“开挂”，瑶山祭坛、莫角山宫殿区、塘山长堤相继发现，逐渐形成了大遗址群整体性发掘与保护的共识。2007年之后，第三代、第四代研究者发现了良渚古城，逐渐摸清了古城三环结构和精致庞大的水利系统。
如今，距离当年的“施昕更之问”已80多年。良渚文化传承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当今一代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手中。他们也常常思考，自己的责任究竟是什么？
“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早期成果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不断丰富这些成果。”团队成员说，中国学者通过多年努力，改变了国际史学界用“文字”“金属”“国家”三大标准来判定文明的惯例。赵晓豹认为，对于良渚考古来说，良渚史前文明还有太多谜题没有解开；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者来说，不断用新的成果去恢复中华文明早期的样貌，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良渚古城遗址为天下所知的同时，团队也受到了不少关注，各类荣誉、邀约纷至沓来。面对这些，团队成员没有躺在功劳簿上停步不前，对于他们而言，良渚古城遗址发掘与保护，才是最重要的事业。例如，范畴和赵容舟等组成的勘察小组从2021年开始，又对塘山以北的水坝遗址进行发掘和保护。这次踏勘的起因，是范畴在塘山以北的骆家山调研时，发现现代水库前方，有疑似古水坝，便展开了进一步调查。他联系负责影像处理的同事，在确定坐标后，开始进一步发掘。“这种高度敏感性是我们在工作中一直要保持的。”范畴认为，对于所有团队成员来说，成绩只能代表过去，关键是坚守内心追求、做好手中工作。
“学术上求真，内心里存真。”这是良渚古城遗址保护研究团队成员的共同心声。王宁远说，新一代良渚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就是让中华文明初期的模样清楚一点、再清楚一点，让世人知道岁月的易逝与漫长、你我的来处与去向、文明的源远与流长。
（本报记者 殷泽昊 陆健 本报通讯员 秦宇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