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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对话】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1.08亿件（套）；普查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87万项……这些文化遗产既是更好赓续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和血脉的重要基础，也是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近年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本版特邀几位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参与者进行对话，期待通过他们的实践、观察和思考，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嘉宾
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
刘 斌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
蔡武进 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
黄 莉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副院长
主持人
本报记者 陈之殷 陈恒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进展和经验
主持人：从总体来看，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哪些进展、出现了哪些新变化？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哪些有益经验？
刘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方面取得显著进展。2017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作出系统部署。“十四五”规划将“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列为文化建设重要任务。《“十四五”考古工作专项规划》《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等专项规划和政策措施相继出台，实施了一批重大文物保护工程和重点任务，运用科学技术提供的新手段新工具提高了文物保护能力。设立专门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用于支持相关项目的保护工作。此外，国家还以多种方式鼓励社会各界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如调整设立“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开展文化遗产日活动、展览、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相结合，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良好局面。
郑炳林：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变化突出表现在科技手段进步带来的影响。当前，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GIS）、数字化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对遗产进行精准监测、管理和修复。比如在敦煌学领域，用前沿科技保护古代壁画与出土遗址，形成了壁画病害机理、修复材料及工艺的成套科学机制；建设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体系，依托在窟区范围内投放的600多个不同类型传感器，实现了莫高窟大环境、洞窟微环境、文物本体、崖体、游客承载量等数据的实时采集和交互分析，及时预警潜在风险，并为预防性保护提供可靠数据支撑；建成国内首座文物保护领域多场耦合实验室；建成“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打造全球首个超时空参与式博物馆“数字藏经洞”，等等。这些科技手段在显著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的同时，也为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开辟了新空间。
黄莉：文化遗产分布广泛、种类各异，采用的方法、取得的经验各有不同。良渚遗址点多面广，面临暴雨侵蚀、自然风化、建设发展、生产生活等自然与人为双重保护管理压力。为此，我们进行了诸多探索。比如，持续实施大遗址保护补偿机制；推动《良渚遗址和鲤鱼山—老虎岭水坝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21—2035）》公布实施，探索构建“整体智治”大遗址保护体系；开发“良渚遗址5000+”数智应用，聚焦大遗址“发掘—保护—研究—利用”全生命周期，初步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警、行为可追溯、保护可提前”的全天候动态化遗址保护闭环。
持续加强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如何理解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
蔡武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这明确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方向和要求。推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应该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确立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思维。文化遗产保护是超越行政区划、地理场域、物理标识的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应当打破传统的单一性文化遗产本体保护，突破文化遗产地域化保护、部门化保护思路的局限，将文化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综合性的生命体，将全国各区域文化遗产保护视为一个有机体，在区域协调、部门协调、生态整合的意义上保护文化遗产。二是健全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制度。健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构建科学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制度体系。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建设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协调制度，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部门间、区域间协调，增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效力。建立文化遗产保护督察制度，充分发挥专门机构和社会多元主体的作用，及时发现和查摆影响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问题，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工作提供补救和指引。加快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政策体系，确保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能获得具有及时性、务实性、针对性、有效性的政策指引和保障。三是推进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行动。推进信息科技赋能行动，借助数字信息的力量，拓展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空间和能力。推动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行动，通过国家文化公园、国家级的主题博物馆和非遗馆等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打造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的综合平台。通过推进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营造新场景。推进多元力量参与行动，通过政策引导和方式激励，促进更多的人才、资源和社会力量汇聚于推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
郑炳林：第一，制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以具体工作为例，包括但不限于借助文物普查情况，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优化完善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和方案，科学划定各类保护对象的保护范围，规范必要的建设控制地带，推进多规合一，构建以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为核心的保护规划体系。第二，建立文化遗产资源的评估标准体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作为指引，建立健全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保护机制，既要明确各方的权责和义务，为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又要构建完善的保护体系和监测机制，包括定期监测、评估和维护等，确保遗产的保护常态化、可持续化。第三，构建文化遗产学术研究体系。以高校教育为例，“文化遗产学”近年来正式设立并加快建设，它有别于传统考古学、历史学或管理学等学科的核心理论方法体系，内容却又与之息息相关，应以“文化遗产学”发展为契机，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管理和研究。第四，构建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传播体系。文化遗产的价值问题是文化遗产的基础问题之一，应通过加强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阐释与传播力度，推动全社会提升对遗产保护的重视程度和认知水平，进而实现对遗产资源的合理配置。
让文化遗产更好贴近人民群众生活
主持人：如何更充分挖掘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同时平衡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蔡武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为丰富的文化和旅游场景、产品和服务供给，让人民群众获得更为多彩的精神生活体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这为文化创意产品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空间，使得拥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的新型消费品大量涌现。在优化物质生活产品供给体系的同时，也丰富了人民群众物质消费生活的内容。并且，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也促进了文化、旅游及相关领域新业态的发展，从而激发了市场经济发展活力，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精神富裕程度的提升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需要注意的是，“保护第一”是一切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立足点、出发点及合法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利用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方式，文化遗产只有在合理利用过程中，与时代相结合、与人民群众的需求相结合，才能得到更广泛的认知，获取更强大的生命力。
郑炳林：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实证，只有平衡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才能确保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可以更多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加强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宣传，在全社会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在全媒体时代，应该创新传播形式，充分利用AR、VR等互动技术，让人们沉浸式感受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多角度全方位认识文化遗产。同时，加强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以甘肃简牍博物馆为例，他们立足简牍特色文化和元素，开发了“大道至简”“永年”“字有声”等IP及30余种文创产品，这些颇具文化和科技内涵的复合性文化体验产品，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让更多人体验到简牍之美。
黄莉：我们发现，蕴藏在文化遗产、遗址文物中的文化基因、文明记忆，承载着无限的文化力量、民族精神，可以与每个人的生活都很贴近。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上，火炬、宣传片、吉祥物、引导标识系统中都大量融入良渚文化元素，良渚文创箱包作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官方行李箱亮相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为了让良渚远古文化美学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我们还开展了“良渚MEI”生活美学工程，研究发布良渚色，开发了11大类600余款文创产品，让全国人民感受到良渚文化之美。
同时，还应该更好发挥文化遗产的公共教育功能。比如，良渚博物院通过打造“良博奇妙夜”“世遗×非遗”“良·雅·集音乐会”等富有趣味性的活动，发起“一起：寻找文明之光”计划，推动全民化、无差别化的遗产教育服务，加强了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联系和支持，增进了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了解、认同，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和辐射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