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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文物科技】
马王堆汉墓考古发掘的“辛追夫人”，以3D数字人形象，跨越两千多年出现在世人面前；
山东博物馆“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展览上，“战国乐舞陶俑”变身为数字动画，舞俑翘袖折腰，乐俑跽坐于地；
四川博物院“重返三星堆——古蜀王国奇幻之旅VR沉浸式体验展”中，观众可“回到”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国，踏上竹筏漫游鸭子河，探访青铜器作坊……
文物保护、修复与展示，如今有了更多的科技加持。这种融合使很多文物不再静躺于博物馆，而是以更安全、更快捷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使文物中蕴藏的文化元素流行于当代。近期，记者走进敦煌莫高窟、重庆大足石刻及多省的博物馆，走访用科技保护文物的青年团队。
“这工作，跟我们的纯色工装差不多，质朴，不太显眼。”但走近他们，能领会到那封存百年千载的历史遗存与当代科技相遇时碰撞出的激情与时尚。
“波澜不惊的，好像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事。”但走近他们，才发现这群青年人在文物与科技的交叉融合中，享受着物质世界之深邃与内心世界之丰盈。
他们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守护着盛开于历史长河的文明之花。
跨界之旅
敦煌研究院敦煌石窟监测中心副研究馆员巩一璞的大学同学，“大多是搞计算机的”，研究数据和信息模型。巩一璞也如此，只不过他的“计算机手艺”没有用在互联网公司，而是在敦煌，成为石窟寺文物预防性保护的利器。
莫高窟监测预警系统已运行多年。“海量数据中，可否快速精准地获取其中某一条信息，用以给文物保护提供依据？”直指需求的课题，鼓励着年轻人向前摸索。他们不仅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决心升级改造监测系统，建立更高效的数据管理架构。
“保护文物，需要高频度采集洞窟内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环境信息，每分钟都有上千条的数据通过传感器传输过来。”年轻的巩一璞和团队“经验不多，但信心十足”，他们经过研究采用大数据技术，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自主研发，完成了软件框架的搭建，最终实现了对数十亿风险监测数据的高效可靠存储和实时分析计算。
如今，站在敦煌石窟监测中心，眼前是一幅壮阔的数字画卷。每一幅壁画、每一尊塑像的健康状况，115个监测洞窟的温湿度变化，以及风沙、洪水等的预测信息，在巨大的实时监测屏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今天的文物保护事业，簇拥着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人，他们中很多人不是学历史、考古的。专业上的“跨界”，为文物保护和展示提供了新颖路径。
钱狄青，浙江理工大学国际时装技术学院教师，同时是浙江省现代纺织技术创新中心数字时尚团队成员。从他的“头衔”看，人们难以把他和文物保护勾连起来。
然而就是在这充溢着“时装”“时尚”“现代”“数字”元素的工作中，钱狄青和数字时尚团队让出土的六件古代服饰重回大众视野，包括赵伯澐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和襟双蝶串枝菊花纹绫衫这两件国家一级文物。他们采用数字媒体技术和三维图形图像技术，将服饰纹样、织物结构、服装款式、穿着状态进行了精细的数字化复原。
复原后的“数字服装”，穿在了虚拟的古人身上。博物馆观众的惊呼声中，“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赵伯澐”身着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双手作揖，让人仿佛“穿越”到南宋……
持久之功
出土的赵伯澐服饰，收藏于浙江省的黄岩博物馆。文物服饰的保护有严格要求，如真空保存、不允许强光直接照射等。“它们的生命是脆弱的。”钱狄青和团队无法近距离观察、拍照和触摸，只能凭借博物馆提供的文物图片作为数字复原的参考资料。
“偏偏这些服饰文物织造工艺高超、样式精巧，复原难度很大。”一丝一毫的数据信息，只能一点一滴构建。钱狄青和团队把所有精力投入进来，日复一日，累月经年，只为复原的数字服饰能让文物之精美纤毫毕现。
“古人能花费巨大心血完成这样一件艺术品，我们现在有先进的技术和志趣相投的团队，没有理由‘偷工减料’。”他们在图书馆“翻烂”了工艺美学历史书籍，在工作室无数次“毙掉”辛苦构建的纹样矢量图，又无数次修改已经缝合的服装版面……
今天，展示在博物馆观众面前的宋代服装灵动飘逸。而背后的复原团队，已接手新的任务，在漫长而艰难的研究途中继续跋涉。
“滴水穿石是我们的必备状态，也是工作常态。”重庆大足石刻研究院保护工程中心文博馆员阮方红向记者坦言，“文物保护修复是一件耗时长且难免枯燥乏味的事，需要十足的耐力。”
调配好乙醇和超纯水配比组成的2A溶液，阮方红拿起棉签蘸取溶液，对舒成岩摩崖造像第5号玉皇大帝龛侍女头部进行清洗。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很多遍。
“对于顽固污垢或者污染物比较厚的区域，可能清洗很多遍也未必有任何成效，这个过程其实很容易让人感到挫败。”阮方红举例说，这时候就需要有滴水穿石的韧劲。
科技手段的介入，大大提高了文物保护修复的效率，但文保工作者对自己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修复前的文物“体检”过程中，阮方红和同事要用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设备对文物进行检测，并基于检测结果分析造像材料和工艺。
要不要化学试剂参与？机械力摩擦如何减小？要不要上激光设备？设计周详的修复方案耗费了精力，却奠定了科学保护的基础。修复舒成岩摩崖造像第3号紫微大帝龛时，仅是“缝缝补补”的工作，阮方红和同事们就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打有备之仗，做持久之功。”阮方红习惯于此，也自豪于此。
热忱之心
“等真正清洗完，看到文物原本的纹路和色彩时，成就感真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就觉得一切努力都值！”阮方红大学本科学的是化学，因对历史的热爱，考取了文物保护材料方向的研究生，最终投身用科技保护文物的事业。
她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每当一件文物修复成功，就意味着又有一件文化遗存可展于当下、留给子孙。”阮方红说，每天、每个环节的工作，都能体会到先人的智慧与匠心，这种深层次的获得感，不仅不断重塑、刷新着她对世界、对人类文化的认知，而且不断涵养着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
“这些二三十岁的孩子们，能与几百年、几千年的文物对话，难道不是一件浪漫的事吗？”很多文物保护工作前辈这样认为。
12年前的一个夏日，洪水冲断了通往敦煌莫高窟景区9公里处的桥梁。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巩一璞，第一次体会到文化遗产在自然灾害面前的脆弱。“守护好它！”这位年轻人深知，自己所参与的是一项艰难却光荣的事业。他和团队下决心，不断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石窟寺风险科学感知防控能力。
2023年12月18日，甘肃临夏积石山发生地震，震源距离炳灵寺石窟直线距离仅二十余公里。文保工作者在平日里就已作好准备：监测预警平台及时地传送了地震速报信息，文物安全保护工作也第一时间启动，监测、预警、分析、评估及处理等环节，均高效完成，石窟内塑像、壁画、窟龛等文物本体未出现受损情况。
“文物的预防性保护与文物的修复工作不同，有时看不到实质结果，但在非常时刻，得有雷霆之力。”巩一璞和团队长期关注着文物的细节变化，提前预测并消除潜在的威胁。
近两年，巩一璞和团队尝试运用人工智能分析洞窟微环境，利用数据构建模型，从而判断洞窟的健康状况。“不能等生了‘大病’再治疗。”巩一璞形容道，“我们要为文物穿上一层隐形的‘防护衣’，并不断地更新它、加强它。”
这群用科技保护文物的“理工人”说，如果他们自己是台计算机，那么主机箱里一定安装了“情怀驱动器”。
（本报记者 彭景晖 杨雪丹 殷泽昊）
（本期选题支持 陆健 任欢 黄汉鑫 ）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