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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至21日，来自16个国家的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学者齐聚甘肃省敦煌市鸣沙山下、莫高窟之畔，参加2024·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共商石窟寺保护、研究、展示和利用。
从抢救性保护到预防性保护
石窟寺是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型之一，在我国具有分布广泛、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特点。
中国的石窟寺有莫高窟、大足石刻、龙门石窟、云冈石窟4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组成部分，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克孜尔石窟、彬县大佛寺石窟以及飞来峰造像均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
“经过7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要石窟寺重大险情基本消除。”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介绍，我国在石窟寺本体保护修缮、载体加固与环境治理、数字化保存与监测等方面的探索研究卓有成效，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显著提升，文化影响力日益增强。
近几年，在“石窟中国”保护工程的带动下，我国石窟寺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保护理念更加完善，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推动重要石窟寺保护工作向预防性保护、整体性保护转变。
龙门石窟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云冈石窟研究院升格挂牌，明确了研究院对核心文物保护区的主导管理地位，实现了核心保护区的统一管理，“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
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杰介绍，洛阳市先后投入30多亿元，对龙门石窟周边环境进行改造提升，调整绕行横穿干线公路，使核心保护区实现了封闭管理。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白雪冰介绍，从2022年开始，山西计划连续5年为县级以下文物系统免费定向培养600名文科全科人才；同时，山西大学牵头并联合多所高校、石窟研究院成立中国石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培养综合性拔尖创新人才；在大同煤炭职业学院设立石窟寺保护技术专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
通过国际合作提升石窟寺保护水平
本次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的主题是“助推‘丝路文化’交流，筑梦‘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被频频提及。
来自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高级项目专家玛萨·丹玛斯介绍了《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管理导则》的诞生过程。该导则由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三国四方专家共同起草、编制，为甘肃省石窟寺保护、研究、利用、管理提供指导。
实际上，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至今。同时，中国文物保护机构还与意大利罗马修复中心、东京艺术大学、牛津大学等国外著名机构联合开展石窟寺保护研究合作，取得一系列显著成果。
大足石刻研究院利用意大利先进的文物修复技术，对舒成岩摩崖造像展开修复，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双方通力合作下，进一步完善了潮湿环境下彩绘贴金石质文物的修复技术，促进了双方在文物修复领域的交流合作。
“在石窟寺等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中国将传统技术与尖端科技相结合，以数字化的方式记录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等遗址，为全球的石窟寺保护工作树立了榜样、提供了路线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多部门地区办事处主任夏泽瀚说，随着气候变化等不确定因素累积，石窟寺保护面临更多挑战，加强国际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学习中国石窟寺管理、保护经验。”聚焦文物数字化保护研究的韩国国立中原文化遗产研究所所长赵相淳说，“敦煌莫高窟的数字化保护经验对韩国乃至世界都有借鉴意义。”
以“小”带“大”促进石窟寺保护全面均衡发展
中小型石窟寺的保护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根据国家文物局组织开展的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结果，全国石窟寺及摩崖造像共5986处，其中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仅有705处，而中小型石窟占了绝大多数，其保护现状不容乐观。
甘肃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程亮坦言，甘肃省在石窟寺系统保护、考古研究、数字化展示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形成的“中国特色、敦煌经验”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但仍然存在保护管理不平衡不充分、日常养护相对滞后的问题。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呼吁，要重视石窟寺群的联系和中小石窟寺的保护，要多价值看待散落在田间地头的中小石窟的文化意义，通过对此类石窟系统展开调查、登记、记录，来挖掘其蕴藏的文化信息。论坛中，记者也看到不少省区已经在中小石窟保护上发力。贵州省启动中小石窟寺抢救性保护工作，对存在安全隐患的石窟寺进行安全修复和加固。四川省、重庆市则利用散落在乡野田间的石窟遗址打造小型石窟文化公园、景点和微景观，带动中小石窟保护利用融入乡村振兴。目前四川省谋划29处、重庆市谋划69处小型乡村石窟文化公园，都在全力推进建设中。
而在石窟寺保护、利用方面，两地还有着更高的目标。在本次论坛上，四川、重庆均表示将整合川渝石窟寺资源，积极打造川渝石窟寺国家遗址公园，来更好保护、利用两地数目众多、题材多样、特色鲜明的石窟寺资源。
（本报记者 尚 杰 刘宇航 王冰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