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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是人们旅游出行的时节。自古以来，人类生活就与旅行息息相关。无论是出于生存需求的季节性迁徙，还是出于游山玩水的个人兴趣，旅行早已成为人类生活中的日常，并被人类用不同的方式与媒介记录下来，例如洞穴壁画、山体岩画、民间歌谣、口口相传的传奇故事等。相较于上述几类记述方式，文学创作与人类旅行活动的结合并非最早，但它对于人类旅行活动的描写和想象显然“后来者居上”，成为传播广、受众大的承载方式，不断吸引人们对旅行产生兴趣和遐想，甚至要亲自前往，一探究竟。在文学创作记录人类旅行活动的同时，旅行活动也在不断催生和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
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
整体而言，旅行文学创作可以分为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和虚构性旅行文学创作两个大类。
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其内容往往基于作者的亲身探险经历，着重展现旅行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数据和实物描写，尽可能地向读者还原整个旅行过程，反映游记作者在各自探险旅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不仅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而且兼具极高的科学价值。
在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的早期发展过程中，古希腊作家、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古罗马地理学家、旅行家帕萨尼亚斯的《希腊志》和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的《地理学》往往被认为是这类文学书写传统的先驱代表。以《希腊志》为例，作者帕萨尼亚斯出生在古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希腊地区，在大约一千八百年前广泛游历于希腊境内，特别是希腊中部和南部地区，曾到访雅典、科林斯、阿尔戈利斯、阿卡狄亚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众多城邦，并根据自己的旅行经历，完成了十卷本的《希腊志》。
一方面，这本与色诺芬的《希腊志》同名的著作是一部较为典型的旅行指南，书中介绍了作者所到之处的名胜古迹、地标建筑、艺术珍品等“旅行攻略”。另一方面，帕萨尼亚斯的纪实性游记还记载了作者途经城邦的发展历史、神话故事、民间传说以及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庆典仪式。书中记录的内容生动翔实，为后世希腊历史研究、文学研究、艺术研究、考古研究提供了重要素材和文字资料。值得一提的是，帕萨尼亚斯的《希腊志》很好地展现出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中的“纪实”特点，其所体现出的准确性和忠实度不仅在后来的科考活动中陆续被证实，而且也为后世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树立了标杆。
在近几个世纪中，随着航海技术、地图测绘技术、制图学、指南针的发展和应用，人类旅行的范围逐步扩展至全球，包括一些前人无法涉足的区域。这也拓宽了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的写作范畴，大量纪实性或半纪实性旅行文学作品得到出版，一些旅行作家的名字更是家喻户晓，例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法国探险家路易·安托万·德·布干维尔的《环球纪行》等。
在这些作品中，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南森的《穿越北冰洋》颇具代表性。南森早年在大学攻读动物学专业，对自然生物和户外探险产生了极大兴趣。早在1882年，二十出头的南森就前往北冰洋地区进行探险，记录和研究当地的野生动物。也正是因为这次探险旅程，年轻的南森对北冰洋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于1888年与同伴一起完成了横跨格陵兰冰盖的壮举，成为国家英雄，名噪一时。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探险坚定了南森心中前往北极极点的决心，也间接促成了南森1893年的北极之行。
1893年6月24日，南森与十二位同伴一齐启程，搭乘“前进号”探险船前往北冰洋地区，计划驾船搁浅在浮冰之上，随洋流飘向北极地区的腹地。但是，美好的愿望和最初的设想终究敌不过现实的残酷，南森与同伴们在出发后不久就发现他们所倚靠的浮冰正在偏离航线，并不能将他们带往此行的目的地。因此，南森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计划与同伴约翰森一道离开“前进号”，驾乘雪橇前往北极极点。在经历千难万险后，两人于1895年4月7日抵达北纬86度14分的位置，那是人类有记载以来最接近北极极点的一次。但是，这也是他们此次旅程的终点。迫于客观环境的限制，两人被迫向南折返，并在1896年8月13日返回挪威。次年，南森出版了《穿越北冰洋》一书，详细记载了此次北极探险的曲折过程，同时收录了大量有关北极地区的水文、气候、地理、生物信息，为后世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与此同时，《穿越北冰洋》的字里行间无不展现出作者对于科学事业的奉献精神以及面对艰苦自然环境时的坚韧态度，这也不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探险家们启程征服各自心中的“北极”。事实上，南森的纪实性旅行文学作品远不止《穿越北冰洋》一部。1891年，他就曾出版过一本名为《爱斯基摩生活》的著作，记载了他在1888年试图横跨格陵兰冰盖时滞留在格陵兰岛西海岸戈德霍普港对当地爱斯基摩人群体的观察、交往和研究，也具有极高的科学意义。
与南森的《穿越北冰洋》相比，英国探险家阿普斯利·谢里-加勒德于1922年出版的《世界最险恶之旅》则展现出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的另一面。《世界最险恶之旅》的不同之处，一是体现在它记录了由罗伯特·斯科特领导的英国探险队对南极的探索，二是因为书中所记录的旅程最终以悲剧告终。
1910年，谢里-加勒德跟随英国探险家罗伯特·斯科特领导的队伍，乘坐“新地号”探险船前往南极，试图完成人类对南极极点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征服。但由于极地气候恶劣以及燃料使用殆尽，斯科特等人最终没能回到大本营，永远留在了寒冷的南极。多年后，本该负责接应斯科特等人后撤的谢里-加勒德以尽量客观的口吻回溯了这段探险旅程，向读者叙述了这段旅程的经过，再现了南极艰苦的自然环境，同时基于自身的观察和思考，分析了本次探险尝试未能成功的原因。虽然这本纪实性旅行文学作品描绘的旅程以失败告终，但人们表现出的勇气以及对于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也展现出生命的意义。
虚构性旅行文学创作
虚构性旅行文学创作与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故事情节发展主线普遍基于虚构或部分虚构的旅行经历，将旅行作为情节发展脉络的重要背景，辅助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凸显作品主人公在各自旅程中的成长、顿悟、觉醒和转变，借此推动作品主题的表达。而正是因为这类文学创作中存在着极强的虚构性，作者往往可以摆脱纪实性旅行文学创作对于历史史实和现实世界的“忠诚”，有更大的空间为读者呈现精彩纷呈甚至光怪陆离的文学想象世界。
谈及虚构性旅行文学创作，就不得不提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巨著《堂吉诃德》。在《堂吉诃德》中，沉迷于中世纪骑士梦的堂吉诃德与随从桑丘·潘沙、一马一驴游历四方，“行侠仗义”。他战风车，救“骑士”，在云游过程中“建功立业”。在堂吉诃德荒诞而又让人啼笑皆非的旅程中，作者塞万提斯不仅展现了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差距，思考善与恶的复杂性，而且针砭时弊，揭露和批判当时西班牙乃至欧洲社会中存在的种种乱象，试图在主人公堂吉诃德荒诞的言行表象下发出重塑社会美德的呼声。更为重要的是，《堂吉诃德》通过塑造七百余位人物形象，向读者全景化地呈现了十七世纪的西班牙社会，也使作者自己成为西班牙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里程碑式作家，受到德国文学家歌德、英国诗人拜伦、法国文豪雨果在内的众多后世作家与读者的称赞。
爱尔兰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则是另一部将旅行、反讽与文学完美融合在一起的代表性著作。作品主人公里梅尔·格列佛叙述了自己先后到访小人国利立浦特、大人国布罗卜丁奈格、飞岛国、慧骃国四地的旅行经历。鲜明的反讽口吻贯穿全书。在小人国部分，斯威夫特通过描写格列佛阴差阳错地卷入利立浦特国和不来夫斯古帝国的战争，讽刺了当时英国议会政党政治的自私、腐朽和唯利是图。在第二部分中，斯威夫特通过布罗卜丁奈格国国王与格列佛之间的辩论，借二人之口，一唱一和，批判了英国政治制度。在第三部分中，斯威夫特则将批判的目光转向哲学和科学领域，借助勒皮他岛上的古怪沉思者、巴尔尼巴比岛上的拉格多科学院等，讽刺了当时英国学界的虚伪和冷漠。而在最后一部分，斯威夫特通过将人类（耶胡）与马群（慧骃）在社会中的支配关系进行倒置，探讨帝国战争的实质，讽刺英国统治阶级的罪恶和不择手段，深刻地批判了当时英国的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行径。
如果说塞万提斯与斯威夫特是通过描写各自主人公旅程中的遭遇和见闻对当时所处社会进行批判和讽刺，那么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作品中的旅行则更多地与成长主题相关。
在马克·吐温1884年出版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小主人公哈克贝利·费恩为了摆脱陈腐的清规戒律，追求自由生活，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逃离位于蓄奴州的家乡，途中偶遇出逃的黑人奴隶吉姆，两人结伴而行。在后来的旅程中，哈克贝利·费恩遭遇种种挑战和困难，但都通过自己的勇气和智慧化险为夷，不仅使吉姆重获自由，而且也实现了自己的心灵成长。小主人公的人生追求也呼应了当时美国社会的历史变革，反映了作者对于南北战争、蓄奴制问题的思考。
事实上，这种将个人成长与国家发展相呼应的写作手法早在马克·吐温更早期的作品中就有迹可循。众所周知，马克·吐温年轻时曾有过一段船员经历，就连他的笔名（马克·吐温）也出自船员测量水深时使用的行话术语。根据这段船员经历，马克·吐温在1883年出版了自传性的旅行文学作品《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记录了自己早年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的经历，涵盖了他对当时美国社会中的阶级差异、种族隔离、工业化发展等问题的思考。虽然《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一书中的内容谈不上虚构，但它无疑为马克·吐温后来的虚构性旅行文学写作奠定了基础。
与上述三位小说家不同，出生于美国的诗人托·斯·艾略特的诗歌作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旅行文学创作。但是，与其他许多文学作品一样，它们并未专门描写旅行，旅行却时不时地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显露自己的身影，成为作品中不可忽视的存在。
在艾略特的早期代表作《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开篇中，说话人就以一句“让我们走吧，你和我”邀请读者与自己开始了一段夜晚城市漫游之旅，如同艾略特的偶像夏尔·波德莱尔笔下的城市漫游者们一般。如果将诗中说话人的城市漫游之旅与本诗中出现的诸多具有创新性的写作技法结合赏析，我们不难体悟出当时年轻的艾略特试图开启诗歌写作形式创新的“试验之旅”，而诗中说话人在描述自己想法时流露出的犹豫再三和模棱两可，似乎也呼应了诗人在初出茅庐时的彷徨和踟蹰。在他心中，家乡的城市漫游之旅已经无法满足他的创作需求，这也促使他在不久之后远赴欧洲，开启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旅程。
在欧洲，他先后游历英国、德国、瑞士等地，既是为了休假放松，也是为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寻医问药。而这些旅行经历都进入了他的文学创作，幻化为《带着贝德克尔旅游指南的伯班克：抽着雪茄的布莱斯坦》中游历欧洲的伯班克、《蜜月》中留宿在欧洲小旅馆中的新婚夫妻、《荒原》中享受德国慕尼黑夏日雨后和煦阳光的说话者等。客观而言，这些作品中人物所进行的旅程均在艾略特的个人生活中有据可查，甚至可以说，是基于诗人在欧洲的亲身旅行经历创作而成的。在这些旅程中，诗人尝试将自己比作亚瑟王传奇里通过寻找“圣杯”解决渔王问题的英雄骑士，暗示自己试图探索解决二十世纪初西方文明存在问题的想法，而这样的想法正是在一段又一段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形塑。
不论是纪实还是虚构，旅行文学创作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散发着独特的魅力。一方面，它可以是对真实旅程的客观记录，为科学研究和认识未知世界提供宝贵的资料，激励一代代旅行者探索和征服各自的星辰大海，同时也使人类认识自然，认识自身，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旅行文学创作彰显的人类智慧和想象力也使万千读者心驰神往。读者们可以从作品描写的旅途中感悟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旅行中获得的成长，以作品中人物的视角参与到他们的旅途中，成为作品人物的旅行伴侣。读者的阅读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自己的一次“旅程”。
近些年，我们也目睹了旅行文学新的发展趋势和面貌，新的文类不断进入文学创作和阅读的中心舞台，例如，飞机旅行小说、公路旅行小说以及科幻文学下属的太空旅行小说和时空穿越旅行小说等。这些新兴文类都进一步拓宽了旅行文学创作的范畴，使旅行文学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赋予文学作品更高的可读性和文学价值。与此同时，传统的旅行书写方式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也发生着变化。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类图文影音社交媒体的推广，作家乃至普通游客记录各自游记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当下的游记创作形式已不再局限于文字和图片等传统媒介，而是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网络化、流量化等许多新特征，极大地丰富了旅行文学书写的形式，进一步拉近了旅行与文学创作之间的距离。
（作者：黄强，系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英美文学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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