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2023年，我83岁了，才第一次登上《光明日报》，但我与光明日报的缘分，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在我的汉学研究生涯中，这是一段值得珍藏的记忆。
1965年的秋天，我在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学习汉学与哲学进入第三年。有一天，20名中国留学生来到查理大学，我格外高兴，因为我有了更多的中文老师。大家很快成了朋友，在这些中国留学生朋友中，有位男生叫刘文才，有位女生叫周晓勤——他们后来成为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
在查大读书时，我已经接触到《光明日报》。在那个学习资源还不够丰富的年代，中文老师会把从中国驻捷大使馆得到的中国报纸编译成学习资料，我因此阅读了很多《光明日报》的文章。但很快，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不得不和这些中国同学说再见。
1972年，在我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后，来自中国的学习资料就很难再看到了，我也被迫停止了汉学研究。当时的我想不到，从布拉格回到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首都）后，我还会有机会继续从事汉学研究，并在有生之年再次与我的中国同学们见面。
1990年，我的弟弟扬·恰尔诺古尔斯基成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斯洛伐克政府总理。不久后，弟弟说有两位光明日报记者要来布拉迪斯拉发采访他，我没有想到，他们正是我的同学刘文才和周晓勤！
25年后的相逢，让我们激动万分，并为彼此的成长和进步感到高兴。当时的我已经翻译完成《红楼梦》《论语》《荀子》等书，并且刚刚被任命为斯洛伐克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终于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作品。但那时我的新职业生涯处于开始阶段，还只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汉学家，对他们来说，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对我进行采访。
对老同学来说，更重要的是重聚！我将老同学邀请到家中，共同回忆起大学时代。当年，有位中国男同学时常在宿舍窗前吹笛子，那悠扬笛声，现在依然记忆犹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中餐，也正是3位中国舍友做的。那是一顿“朴素的盛宴”，当时在捷克斯洛伐克很难买到中国食品和作料，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美妙，她们的热情、中餐的美味，现在想起来依然温馨。
后来，我频繁访问中国，至今已经不下15次。我曾作为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成员去四川成都参加活动，向杜甫草堂博物馆赠送了一本斯洛伐克语版的杜甫诗词。在主人安排的聚餐上，看着一桌丰盛的食物，我竟不自觉地流下了眼泪。在场的人有点不知所措，只有我自己知道，没有哪顿饭会比1965年布拉格学生宿舍的那顿中餐更让我记忆深刻：尽管它的原料只有一棵卷心菜、一些腊肠，还有酱油和她们从中国带来的香料！
因为钦佩中国，我才选择汉学研究。而在那个交通还不够方便、国际政治充满对抗的年代，光明日报和她未来的记者，还有其他来自中国的同学们，用他们的语言文字、文化、美食，让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真实的中国。
近些年，由于自己岁数大了，手头工作也还有很多，我已无力应对过多的旅途劳顿，和一些中国朋友的联系也少了。直到2023年初，光明日报驻布拉格记者杨艺明再次联系到我，竟生出老友重逢之感。年轻的他谦虚好学，对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兴趣浓厚。看到新一代光明日报记者致力于捷中、斯中友好和人文交流，我非常欣慰。
我们相谈甚欢。采访中，我不仅介绍了自己与《红楼梦》的不解之缘，还以《红楼梦》为代表，分享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人生感悟。正如我对他所讲，我一生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幸能够学习并研究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令人敬佩，数千年来，勤劳勇敢的中国人一直在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我曾四次翻译出版斯洛伐克语《道德经》，每次都有新领悟。老子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遵循生命之道，遵循地球法则，和平和睦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在地球上更好更长久地生活下去，这便是人类拯救自己的正确之道。
光明日报自创刊以来，就一直把传承文化、解放思想、团结联系知识分子作为自己的使命，我为自己能够登上《光明日报》感到荣幸。虽然杨艺明的报道称赞我“著作等身”，但从我自己内心而言，我更珍视几十年来中国哲学与文学赋予我的独特东方智慧。漫漫人生路，这些智慧指引着我前进，帮助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今天，光明日报仍在向世界传递这样的智慧。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学习中国文化让我度过了我能想象到的最有趣、最幸福的人生，我更感恩现在这个时代，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和途径。我对中国多年来对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对与光明日报的独特缘分和思想共鸣感到幸运。去年底，我重新修订出版了中斯双语对照版《荀子》。我还在争分夺秒，希望有更多作品问世，尽自己所能，多给后人留下点什么。
今年是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我衷心祝福光明日报越办越好。作为一份思想文化大报，她不仅在中国发挥着重要影响，也在世界上对弘扬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斯中建交75周年。下半年，我将出版新修订的《红楼梦》斯洛伐克语译本，如果可以以此作为我对这些重要时刻的献礼，我深感荣幸。
（作者：黑山，系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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