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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1年2月4日，刊发老舍的文章《“龙须沟”写作经过》，其中写到，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苦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我开始想人物。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能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颂。
● 1962年1月4日，刊发臧克家的文章《眼遇佳句分外明——读白羽、老舍同志的旧体诗》，其中写到，老舍的笔是轻松、柔媚的。他写现实生活，好似毫不着力。“层楼火光添新景，小市歌声入远烟”，初看很轻淡，细嚼一下，其中包含了多少变化，多少人民的欢愉之情呵。像“山中父老神枪手，系马白桦射雉还”、“远丘流雪群羊下，大野惊风匹马还”……一类句子，都特征鲜明，跳脱惹人喜爱。我很欣赏“老翁犹唱当年曲，少女新添时代装”，情景真切、微妙而意又隐在其中。
● 1962年10月1日，刊发老舍的文章《谈现代题材》，其中写到，一个戏能够成为保留剧目，要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要有人，一要故事性强。历史上的包公，人们至今还那么喜爱他，即因他的性格极为鲜明。又如《智取威虎山》既有很强的故事性，又有人物。我们为什么写的人物往往站不住呢？我想不少戏总是拿一件事拴住一个人，而写不出人物的全貌。前几天去看《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里头的人站得住。这个剧本不仅仅描写一件事，也是用人物的思想、感情、行动说明一个问题，从这些人身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假如我写的剧本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哪怕一个人只出来一场，我也要全面考虑他。写人要想全些，不想全人物就必显得软弱。写人物只是靠访问不行，只记下他的几句话，写出来的不会是人，而是影子。我们有人只访问头号英雄（指的是戏中主角），二号英雄（次要角色）只听人说说，三号英雄（一般角色或群众）连面也不见，什么也不知道。这不会创造出各样的出色的人物来。
● 1984年3月5日，刊发王行之的文章《老舍的语言艺术观》，其中写到，老舍主张文学作品中的对话和叙述，都应该清一色地运用大白话，但绝不是说文学创作只要甩开书本，简单地记录人们的口头语言就行了。事情绝对不是这样简单。他认为：“白话的本身不都是金子，得由我们把它们炼成金子。我们要控制白话，而不教它控制了我们”，“文学语言，无论是在思想性上，还是在艺术性上，都须比日常生活语言高出一头。”长篇小说《离婚》的劈头第一句就是：“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这位张大哥是什么人，这里我们无须去多说；反正，字面儿后面的含意要比这三十五个汉字多得多。具有一般想象力的读者，大约从这句话中也能联想到生活中常见的那么一种人：胖胖的，笑眯眯的，脾气儿随和，热心肠儿，为人厚道不咬群儿，可也难免平庸世故，是个滥好人。一个活人，带着一部旧社会的为人处世史，站到我们面前了。这是多么高超的介绍人物的语言艺术！
● 1986年8月28日，刊发报道《〈北京文学〉编辑部、〈光明日报〉文艺部联合举行老舍创作讨论会》，其中写到，端木蕻良、朱寨、吴祖光、李清泉、汪曾祺、玛拉沁夫、刘绍棠、苏叔阳、刘锡诚、刘麟、邵荣昌、李陀、陈世崇、王行之、陈建功、舒乙等与会研讨。讨论会由《北京文学》主编林斤澜、本报文艺部主任张常海主持。与会者一致认为：老舍是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人民艺术家。他那近一千万言的作品是他终生辛勤劳动的结晶，其中《骆驼祥子》《龙须沟》《茶馆》《四世同堂》等优秀作品，不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走向了世界，其作品的社会意义、艺术价值日益被有识之士和人民群众所认识。
● 1999年2月4日，重新刊发老舍的文章《创作经验谈》，其中写到，言语，是文艺的工具。一本好的文艺作品，必定是用最简单最有力而最经济的言语，去发掘人们的真理和报导人生的经验。所以一个文艺作家，必须有丰富的言语，而且会运用它。目前我们所用的言语，并不怎样丰富。我们经常所说的“真好看！”“真漂亮！”，或者“天气很好”之类的言语，是写不出最生动最恰当像诗一样的词句来的。所以丰富我们的言语，也是我们文艺作家的责任。
● 2019年4月12日，刊发阿占的文章《悠悠樱海，老舍永在》，其中写到，1934年至1937年，老舍虽已是大学教授，仍然善于与社会底层人物打交道。从他的住处右拐下行，几分钟便到了东方菜市，当时的老舍常来这里与车夫们拉呱。老舍在自述里曾经写到：一个车夫也应当和别人一样的有那些吃喝而外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他怎样解决呢？他能否解决呢？“这样一想，我所听来的简单的故事便马上变成了一个社会那么大。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地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据当时的邻居回忆，老舍还经常把一些聊得意犹未尽的车夫请进家里，亲戚似地接着聊。
（刘江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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