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谈到七夕的爱情主题，除了牛郎织女的传说以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当属唐玄宗与杨贵妃于长生殿乞巧的故事了。这段故事于史无征，始见于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陈鸿的《长恨歌传》。陈鸿在《长恨歌传》中，写到已经成为蓬莱神仙的玉妃，回忆起天宝十载（751）骊山宫中的七夕密誓，并将此事作为验明身份的凭证。白居易在《长恨歌》当中，为这段七夕故事增添了一个明确的地点——长生殿。从此之后，“长生殿”几乎成了李杨爱情的代名词。
骊山华清宫中的长生殿，其实是祭祀神灵的斋殿。《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天宝元年（742）冬十月，唐玄宗“幸温泉宫……改骊山为会昌山……新成长生殿名曰集灵台，以祀天神”。宋代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五亦载：“长生殿，斋殿也。有事于朝元阁，即斋沐此殿。”
由此思之，七夕密誓，不应发生在寝宫中吗？唐代诗人郑嵎在《津阳门诗》中写道：“飞霜殿前月悄悄，迎春亭下风飔飔。”并自注云：“飞霜殿即寝殿，而白傅《长恨歌》以长生殿为寝殿，殊误矣。”显然是认为七夕密誓应发生在寝殿之中，故而将密誓的发生地改为了飞霜殿。北宋范温也举此句论证白居易用事之误：“长生殿乃斋戒之所，非私语地也。”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更是斥言道：“李三郎与杨玉环乃于祀神沐浴之斋宫，夜半曲叙儿女私情。揆之事理，岂不可笑？”近来的白诗注本在这个问题上也往往作模糊处理，既指出长生殿为斋殿，又称其可以泛指后妃的寝殿。
无论是陈鸿还是白居易，都从未提及七夕密誓发生在寝殿之中。若我们回到唐人的语境中，理解了七月七日、长生殿这一时一地背后的节俗信息，便能勘破白居易的诗意。长生殿并不是帝妃二人的寝宫，而应是祭祀织女的神圣场所。在故事中加入这段唯有帝妃相知的七夕秘语，灵感应当来源于唐人祭拜织女时的秘密祈愿。
李杨二人的爱情盟誓，是在七夕祭祀的背景中进行的。按照陈寅恪强调的诗、传并读之法，配合《长恨歌传》重读白诗，会发现这段七夕故事实际包括两段情节——第一是七夕之夜的祭祀，第二才是帝妃之间的密誓。而《长恨歌》中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上句写祭祀，下句写密誓，正是对这两段情节的概括。
在《长恨歌传》中，“七月七日长生殿”这句诗对应着详尽的节俗描写：“昔天宝十载，侍辇避暑于骊山宫。秋七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秦人风俗，是夜张锦绣，陈饮食，树瓜华，焚香于庭，号为乞巧。宫掖间尤尚之。”
对牵牛、织女的祭祀，在魏晋时期便已成为七夕节的固定习俗。西晋时期周处所撰的《风土记》中记载：“七月初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织女。言此二星辰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其中提及的河鼓，就是后人熟知的牵牛星。按照这段记述，从那时起，民间便尤其重视七夕节。在这两颗星星相会之时，人们毕恭毕敬地举行祭祀活动，便可以向星神许下一个心愿。《长恨歌传》中对于七夕之夜的描述，与《风土记》中的记载几乎完全一致，白诗中提及的长生殿，应当也是指此夜进行牛女祭祀的场所。
既然是祭祀，便不大可能是在寝宫之中。《风土记》称七夕祭祀活动应在“庭中”，这是针对一般民众而言。而在物力雄厚的宫廷之中，还要专门在庭院中搭设高层楼台，宫人们登楼穿针、对月乞巧。梁顾野王《舆地志》记载：“齐武帝起层城观，七月七日宫人多登之穿针，世谓之穿针楼。”王建《宫词》亦云：“每年宫里穿针夜，敕赐诸亲乞巧楼。”这是因为，在织女星的东面还有四颗呈方形分布的星星，其状如台，人们将其命名为“渐台”。《开元占经》卷六九引《甘石星经》云：“渐台四星，属织女东足。”杨炯《浑天赋》云：“织女终朝而七襄。登渐台而顾步，御辇道而徜徉。”在古人的想象中，织女会在七夕之夜登上银河边的渐台，因此凡间的人们也模仿她的样子，在高台上进行祭祀与祝祷。
在楼台之上祭祀织女，有着模拟巫术的色彩，心愿或许更容易被神女感知到。《唐语林》载：“朝元阁在北岭之上，最为崭绝。次南即长生殿。”据《旧唐书》可知，长生殿一侧有集灵台，若是在骊山行宫中选择一处作为七夕祭祀的地点，长生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虽然按照陈寅恪的考证，玄宗从未在夏季巡幸温泉宫，但骊山行宫与贵妃专宠的往事紧密相连，再加上唐宫中登高楼以祀织女的七夕节俗，白居易或许正是出于对这段时代记忆的剪接，才选择了长生殿作为这段七夕故事的背景。
在这样圣洁的祭祷氛围中，故事才进入帝妃之间的七夕密誓。“夜半无人私语时”，在《长恨歌传》中对应的描述是：“时夜殆半，休侍卫于东西厢，独侍上。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此独君王知之耳。”
向织女祷告的最佳时机，是银河中出现熠熠光辉之时。卢纶《七夕》诗云：“祥光若可求，闺女夜登楼。”古人将七夕之夜银河中的白光想象为牛女相会的场景，认为若能得一见，便能够受到神灵庇佑。这祥瑞之兆，当然只有在天色完全暗下来之后才能看得到，因此七夕节的活动都是在夜色降临之后才开始。祖咏《七夕》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权德舆《七夕见与诸孙题乞巧文》更是详细描述了夜间的乞巧场景：“外孙争乞巧，内子共题文。隐映花奁对，参差绮席分。鹊桥临片月，河鼓掩轻云。羡此婴儿辈，欢呼彻曙闻。”可见，唐人于庭中乞巧的活动，甚至常常是通宵达旦的。所以，唐玄宗和杨贵妃在这一天的夜晚相伴登高，并不是因为儿女私情而违背宫禁的礼制，而是应时、应节的节日行为。
不过，这段帝妃之间的七夕故事确实有些不同寻常。七夕当晚应当是一派欢乐景象，但《长恨歌》偏偏突出此夜的静谧氛围，还特意说明，他们在缔结誓言时绝无旁人。用七夕节俗烘托帝妃感情，早有范例，但表现方式却与此完全相反。托名刘歆的《西京杂记》中便写到汉高祖与戚夫人过七夕节的场景：“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临百子池、奏于阗乐，说明这段故事发生在七夕宫宴之时。在这个公开场合，将五色丝缕系在二人之间，还给这种节物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相连爱”，就是类似“永结同心”的意思。在节日场合公开赐予特殊节物，历来便是帝王家表达亲近恩宠的方式。
《长恨歌》中写到这段七夕密誓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没有沿用帝王之家的节物表达模式，反而借鉴了民间的七夕风俗。《风土记》中记载民间七夕祈愿的流程为：“见天汉中有弈弈白气，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在七夕节向织女祈祷，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仅一次只能许下一个愿望，而且三年之内都不能将心愿告知他人。
《长恨歌》中强调“夜半无人私语时”，正是来源于民间的七夕祈愿习俗。在这项民俗中，只要誓言不被旁人听去即可，而作为同时缔结心愿的参与者，是可以获知彼此心愿的。比如敦煌歌辞中有一套《五更转·七夕相望》的联章体曲辞，其五云：“五个姮娥结彩楼，那个见牵牛。”说明这套曲子是五个女子共同祈愿的发愿词。在《长恨歌》的七夕故事中，“世世为夫妇”的心愿仅限于玄宗与贵妃之间，熟稔七夕乞巧风俗的诗人，自然要为他们营造一个无人打扰的环境。
《长恨歌》脱胎于坊间逸事。我们应该追问，白居易为何将这段故事的发生地设置在斋殿之前？这涉及唐人对七夕节以及李杨故事性质的认识。
若将李杨二人的七夕盟誓理解为寝殿之中的艳史，就曲解了唐代以来七夕祭祀的内涵。诗人将七夕祈愿增添进李杨的爱情故事，正如白居易《七夕》诗所云：“几许欢情与离恨，年年并在此宵中。”七夕节牛女相聚，本身就带有聚少离多的悲剧色彩，顺着这样的语境，《长恨歌》在最后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收结全篇，其中的叹惋之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作者：邢乐萌，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