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我与光明日报的情缘，联结了一家三代人。
我的伯祖父高二适先生，与光明日报有一段非常重要的交集。1965年6月10日及11日，郭沫若先生撰写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发表。郭老认为，“《兰亭序》是依托的，它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的笔迹”。作为学界权威，此观点一经抛出，便引起学术界震动。时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的高二适，不认可这一观点，旋即撰写长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并寄给章士钊。章士钊又将文章转呈毛泽东主席。毛主席阅览后即致信郭沫若提出“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过问下，高二适的文章于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由此引发“兰亭真伪”讨论的高潮，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场精彩的“兰亭论辩”，充分体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光明日报搭建的争鸣平台，极大鼓励了广大知识分子勇于探索的学术理念、厚积薄发的治学方法、特立独行的人格精神以及自由创造的生命情怀。
我的父亲是一名语文老师，作为高二适的嫡侄，深受影响，酷爱文史，擅诗。少年时期的我，对光明日报的印象就是父亲剪报本上那一篇篇文字优美、富有知识性的文章。在父亲的影响下，《光明日报》这份具有人文和思想气质的报纸，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光明日报也滋养着我的学习生涯。无论是在中学的阅览室，还是大学的书桌案头，都有《光明日报》的身影。我留校任教后，大学里的同事们都知道，若谁能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刊登文章，那真是“很了不得”。因此，由读者成为作者便成了我的努力方向。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立志为杰出知识分子塑像，以弘扬中华文化。时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鼓励我，“一个人一生中将一件事做好就很了不起”，并题赠“得其神胜于得其貌”。《光明日报》以费老的题赠作为标题，专题报道了我的艺术与追求。这对一位30出头的年轻艺术工作者而言，是多么大的激励啊！
自从1995年《光明日报》刊发《得其神胜于得其貌——吴为山和他的肖像雕塑》以来，每当我在艺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在一些重要的人生节点迈出新步，光明日报都给予支持报道。如1998年，我组建南京大学雕塑艺术研究所，创立美术学科，实施高校美育；2006年，我的第一个大型个人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光明日报》以《文心铸魂》为题整版刊登采访文章。1996年，我在《光明日报》第一次发表文章《凝固历史的辉煌——访季羡林教授》，继而又发表了诸如怀念熊秉明先生的《一颗中国文化的种子》等一系列介绍当代知识分子的文章。借助“光明”，我抒发了对先贤们的崇仰之情。2019年2月1日，我的文章《以美育提升人文素养筑牢文化自信》刊登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头条，这篇5000多字的文章，阐述了中华传统美学与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观，是我们实现全民美育的基础。文章被学习强国、《新华文摘》等转载，网络点击量逾千万。这都是以光明日报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基础的。去年，光明日报开设《学术争鸣》专栏，我参与其中，并针对“素描与中国画”主题撰写《绘事新素：构建中国式素描新体系》一文，发表后受到广泛关注。
作为读者，我每日从《光明日报》获得正能量；身为作者，每当我有重要的学术观点、文章需要发表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光明日报》。在这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中，我谈绘画、谈书法、谈雕塑、谈美育、谈美术馆、谈艺术交流、谈文化自信，将作品和想法与读者交流。光明日报让我的“塑”“说”被更多朋友所见、所闻、所知、所感。
2016年光明日报开设《藏品的故事》专栏，我写了开篇文章《一张报纸便是一个展览馆》，提出报纸是纸上的“美术馆”，并写道：“中国美术馆与光明日报的合作可谓门当户对。是美的事业，是光明的事业，是光大美、明亮美的事业！”“光明日报为普及经典做了一件深得人心的好事！”
2013年至2021年春节期间，《光明日报》的《新春联句 名家贺岁》栏目几乎每年都会邀请我撰写一副春联送给全国读者，将祝福送到千家万户，无形中也扩大了我的读者面，使我受惠其中。
2014年，在光明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我应邀创作胡愈之、杨西光两位先生的雕像，赠送给光明日报社。我以十指连心之塑，表达了光明人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贡献的无限敬重。
今年是光明日报创刊75周年，回想光明日报与我们一家三代人的故事以及多年来我心中厚植的光明情缘，我深切感到：这，正是光明日报的价值所在——更好地团结、联系、引导、服务知识界。它体现了光明日报对时代、对民族的文化责任感。
一份好报纸，就是一位人生导师，一个精神依托。正是光明日报不断地引领、鼓励、培养着我以及我这样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使我们心生光明、心存光明、心向光明，不断增强信心，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定，并把这种价值传递给社会和人民。
在此之际，我由衷地想到两句话：我伴光明行，光明照我行。
（作者：吴为山，系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馆馆长，本报记者张玉梅、于园媛、许馨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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