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与琥珀的相遇

  波兰是文学大国，波兰文学作为中东欧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文学魅力和独特的民族个性。中国文学拥有数千年的历史，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以及现当代文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中、波虽分属亚、欧两个大陆，相隔万里但交往与互信的历史却源远流长。中波文学交流，也在两国沟通与合作的数百年中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全球化时代，文学交流是各国文化交往、交流与互鉴的基石。笔者所著的《丝绸与琥珀的相遇：中波文学关系研究》一书，是以译家译作为横轴、以译介时间为纵轴，对中国和波兰的文学交流情况所作的一次全面梳理，以期能为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波兰文学提供一些参考。现将笔者研究、梳理得出的主要结论陈述如下。

  中波两国文化及文学交流是在东西方互动的宏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13世纪，蒙古帝国西征至当时波兰的首都克拉科夫城，客观上促进了中波文明交融。15世纪，波兰史学家即将中国科技诉诸笔端。从17世纪开始，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传教布道的同时将西方包括波兰的知识带到了中国。与此同时，他们所著的游记、传记和文学作品，也将关于中国的知识带回了欧洲，为波兰人绘制了一幅中国风貌的速写。晚清时期“西学东渐”，中国政治家、外交家、思想家著书立说，向国人积极介绍波兰等“弱小国家”，其命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革新的镜鉴。中国、波兰两个国家间的相互认知，成为双方近现代文化及文学交流的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波两国被激荡的世界风云裹挟，彼此间的联系逐渐增加，文学互译则成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彼此支持的精神纽带。这一时期，波兰对中国的关注相当大程度上集中于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研究领域，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在鲁迅的引领下走上了有意识、成规模译介波兰文学的道路。之后的百余年，中波两国译介对方文学的步调基本一致，千余部（篇）译介成果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21世纪以来，两国文学译介的重心转向了具有现代性的当代文学作品。

  在中波文学互译的过程中，双方对文学经典的译介热情一以贯之。中国诸子、唐诗宋词、四大名著从未离开过波兰译者视线，而波兰文学从浪漫主义时代起，几乎所有名家、名作在中国各历史时期均被翻译过。从中波文学互译的疆域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波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高度关注。诗人米沃什、辛波斯卡和小说家托卡尔丘克，在中国读者中“圈粉无数”。在波兰，不仅莫言小说的译本风靡一时，时至今日依然是波兰汉学界、文学界热议的内容，而且波兰译者对中国其他作家如余华、苏童、贾平凹等人的译介热情，几乎也与此不相上下。

  值得一提的是，中波文学互译的版图是由300余位中波两国翻译者共同绘制的。他们中有诗人、作家，有记者、编辑，有教授、学者，也有外交官和文学爱好者。这个多元化的群体是中波文学交流的主要推动者，是中波两国文学译本的共同缔造者。没有他们焚膏继晷、孜孜不倦的耕耘，没有他们薪火相传的执着，就没有中波文学在对方国家获得的巨大成功，亦不会有两国人民借助文学互译“高山流水遇知音，彩云追月得知己”。

  文学交流旨在通过“讲故事”促进民心相通。中波文学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中转型、发生和发展，构建起两国在彼此文化场域中的文学、文化和民族形象。

  文学译本所介绍的国家与民族形象，首先取决于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其次还受到文学接受者“期待视野”的影响。20世纪初，波兰在遭遇别国侵略之际，波兰读者通过《道德经》《论语》等，看到的是一个底蕴深厚、温文尔雅的中国。彼时在中国，受到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进步青年遇到密茨凯维奇、显克维奇的诗歌、小说时，心中涌起的是对“被侮辱与被损害”民族的惺惺相惜，以及对他们反抗精神的由衷敬佩。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波兰读者通过阅读赵树理、丁玲等作家的作品，看到了中国正在进行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21世纪，新时代中国人在读托卡尔丘克的《怪诞故事集》时，想起的大概不是受苦受难的波兰民族形象，而是传说、童话、科幻、宗教等元素背后，形形色色但关注万物苍生的波兰人。

  总体而言，无论从中波两国所选择译本的主题特征，还是从两国批评家和普通读者接受解读的角度来看，中波文学在彼此接受过程中所呈现的形象都是正面、积极且多元的。对波兰而言，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地大物博、风光秀美的广袤国家，在经历过混乱战争、民生凋敝的苦难岁月后，走上了一条伟大复兴之路。对中国而言，波兰更是一个饱经沧桑、几度凋零却从不放弃的国家，波兰人民深爱祖国、眷恋故土，渴望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与侵略者开展了长达数百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获得独立和解放。当代波兰的社会生活，波兰人的家庭、情感、个体经历和自我感知亦在21世纪的波兰文学中得到了展现。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中波文学的交流与互鉴，在人类文明交往的长河中，正更加繁荣，焕发出新的光彩！

  （作者：李怡楠，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