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笑话中的科举

  千年科举，兴于隋唐，盛于明清。晚明笑话中大量出现的“科举梗”，即以此为时代背景展开。这些文字借由碎片化的文本形态，描绘了一幅以明代科举考试、教育为中心的社会生活长卷。其中尤以科举名物、教材、文体“造梗”者，最能体现此类笑话的生成语境与欣赏屏障。

  晚明笑话中，以科举名物为谑的篇目不少。这类篇章因与科举时代中国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紧密相通，格调又多以俚俗浅近为追求，因此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都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较为经典的如：“一仆随主人应试，巾箱偶坠，呼曰：‘头巾落地矣。’主人曰：‘落地非佳话，宜呼为及第[地]。’仆颔之。既拴好，因复曰：‘今后再不及地了。’”（《笑府·头巾》）此篇后易题《及第》，收入《广笑府》，又见于清人《笑林广记》，文字虽略有出入，但“笑点”却一脉相承。头巾，是明代生员以上有功名者才可穿戴的服色。与今之“校服”不同，它不仅有助于增加科名身份的仪式感与归属感，更是朝廷给予生员阶层各类优待或特权的象征。以《笑府》为例，其中《富翁带巾》《喜郎》《头巾》《破网巾》《短方巾》等篇，皆以“头巾”为谑，或直嘲或反讽，如：“财主命牧童晒巾，童晒之牛角上。牛临水照视，惊而走逸。童问人曰：‘见一只戴巾牛否？’此牛自知分量，胜却主翁多许。”（《富翁带巾》）财主虽在经济上富足，仍不免艳羡“头巾”所象征的科举功名，是以被归入“言从古所艳羡”（《笑府·古艳部》卷首语）的“古艳部”。更有甚者，竟以孔庙、孔圣“玩梗”：“有以财入泮者，拜谒孔庙。孔子下席答之，士曰：‘今日是夫子弟子，理应坐受。’孔子曰：‘你是我孔方兄的弟子，不敢受拜。’”（《笑府·谒孔庙》）在对科举名物之庄严与崇高的消解中，时人对捐纳的态度也就不言而喻了。这类以科举名物为谑的笑话虽是雅俗共赏，但科场中人读来，只怕又是另一番滋味：“儒学碑亭新完，一士携妓往视。见负重，戏谓妓曰：‘汝父在此，何不拜？’妓即下拜，云：‘我的爷，看你这等蹭蹬，何时能出学门？’”（《笑府·儒学碑》）在肃穆的儒学圣地，儒生以“乌龟”相戏，娼女以功名“蹭蹬”反嘲，讥人痛处，蛇打七寸，何其精准！这样的段子，旁观者至多拊掌大笑，而局中人读来，怕是啼笑皆非、百味杂陈。

  科举考试主导下的儒家经典研习活动，使以“四书五经”等科举教材“玩梗”的笑话具有了批量生产、传播的可能。读书人经由科举考试与官私学校教育共同形塑的知识结构尤其是经学素养，构成创作、欣赏这类笑话的知识门槛。明洪武十七年（1384）颁行《科举成式》，对乡、会试内容与形式作了明确限定，确定了“四书五经”为中心的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之相应，晚明笑话中涉及经史典籍的篇目，大多取材于“四书五经”，仅以《笑府》《广笑府》《古今笑》三集为计，也近六十篇之多。其中以“四书”居多，《论语》尤众，但以“五经”为谑的也不罕见，如《广笑府》之《周公诗礼》、《古今笑》之《三光日月星》《五经语》等。内中自然不乏浅显的玩笑，如“师喜昼寝，弟子曰：‘“宰予昼寝”四字如何解？’师曰：‘宰者，杀也；予者，我也；昼者，日中也；寝者，眠一觉也。’又问：‘如何贯串？’曰：‘便杀我也说不得，到日中定要眠一觉。’”(《笑府·昼寝》),又如“一徒问‘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师曰：‘读作落字便了。’师问京客云：‘都下有何新闻？’客曰：‘吾出京时，只见晋文公被戳一枪，卫灵公被红巾围住。’师曰：‘不知部下军士如何？’客笑曰：‘落山的落山，落水的落水。’”（《广笑府·落山落水》）诸如此类，凡略读过几句《论语》者，自不免会心而笑。然而有些篇目则未必，如《古今笑·待汤》说李东阳设宴款待入京会试的同乡举子：“酒数行，诸君告起，欲赴他席。公曰：‘且住，有一题商之：“东面而征西夷怨”二句，诸君亦知所以然乎？’众默然，公笑曰：‘无他意，只是待汤。’”李氏以“东面而征西夷怨”（《孟子·滕文公下》）出题，众人皆被唬住，默然苦思于如何论证商汤之征“天下归心”，孰料他只为引一句“待汤”来留客。这类段子好笑与否，与笑料是否充分、读者笑点高低基本无涉，主要取决于读者的教育背景与知识结构。

  八股文与策论，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科场中人经年研习科举文体的备考经验，是这类“科举梗”得以出现的催化剂，也是把握其“笑点”的入场券。策论主要包括策、论、表、判、诏、诰等政治性论文和公文。明代科举乡、会试第三场皆考时务策，殿试则仅考时务策一道，意在以融经史、时务于一体的文字，观士子“经世之学”。较之“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来说，策论与现实的关联度相对较高，因此也更易催生一些平易近人的段子，如：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学试策”问“体貌大臣”，有进士策对以“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体者；若冯当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古今笑·射策误》），读之令人喷饭，思来尤觉有味。与策论不同，以八股文为谑的“科举梗”欣赏门槛相对略高，如：“有某学先生者，人馈之肉，乃瘟猪也。先生嘲之曰：‘秀才送礼，言之可羞，瘦肉一方，尧舜其犹。’又有以铜银为贽者，又嘲之曰：‘薄俗送礼，不过五分，启封视之，尧舜与人。’或作破云：‘时官之责门人也，言必称尧舜焉。’”（《古今笑·广文嘲语》）不知“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尧舜与人同”（《孟子·离娄下》）者，实难理解尧舜圣贤与瘟病之猪、掺铜之银有何干系；不熟悉八股章法者，亦难领会好事者以“破题”相谑的趣味何在。再如《古今笑·时艺》篇，述陈献章会试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考官以陈氏破题“物各有其等，圣人等其等”为谑，戏批“若要中进士，还须等一等”，又言“一士作《二女果》题，文中二股立柱云：‘尧非不欲以之自奉也，舜非不欲以之奉瞽瞍也’”。对《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熟悉，是把握其“笑点”的知识门槛；而对“八股小题”因题生文、“分股立柱”等作法的烂熟于胸，则是理解篇末“闻者”何以“绝倒”、众人何以“哄笑”的技术门槛。当然，对冯梦龙这类自谓“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策，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麟经指月〉发凡》），具有丰富的儒家经典研读体会与科举文体写作经验的笑话编纂者来说，这种阻隔是不存在的。但这道无形的屏障，确实能实现对读者的筛选：惟有经年研习“四书五经”、八股策论之辈，才是它们真正的知音。

  科举人群独特的情感体验、知识结构与技能素养，既构成了晚明笑话中“科举梗”的基本生成语境，也筑起了一道无形的欣赏屏障。不是说局外人就一定读不懂、笑不出，而是说有些认知、情感与判断，只有困于局中者才更易获得深切的体会。科举停废已逾百年，此类笑话的杀伤力虽因“时过境迁”而大打折扣，但其“存史”“补史”的价值尤在。所谓“不话不成人，不笑不成话。不笑不话不世界”（墨憨斋主人《笑府序》），诚如是也。

  （作者：江俊伟，系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