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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作为早期新式学堂一种特殊的校外教育活动，在清末新政探索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并在全国施行的《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一改传统教育体制偏重德育与智育之安排，确立了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新模式，提出“各级各类学堂均需开设体操课程”，即以普通体操、兵式体操和有益之运动等形式在各类学堂开始实施。作为体操课校外实践形式的远足也由此开始，并随其内容的不断丰富在各地新式学堂中演变出多种类型。虽然“癸卯学制”并没有对远足予以明确实施规定，但远足的引进与推广是清末传统教育模式变革的一个缩影，也为民国时期远足及修学旅行在学校体制中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对其进行具体考察，不仅可以展现清末新政的复杂性与多面性，而且从这一个案可管窥晚清民国教育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清末新政教育理念的革新与新式学堂“远足”的引进
清末新政时期以革新传统教育体制为出发点，形成了“德智体”并重的新理念，这一理念形成是清政府委派赴日学务考察者促成的成果。考察过程中，赴日考察者不但形成了对体育重要性的认识，而且对作为体育课程实施重要形式的“远足”予以特殊重视并将其引进到新式学堂。
清末为拟定新学制启动了由官方委派的日本教育考察，其中对于日本学校体育的考察主要包括体育理念、课程设置、体操课教学等内容。赴日考察者在全面考察日本教育的过程中关注到学校体育中的远足，并将其介绍到中国。他们较早关注到日本学校体育理念的先进，如罗振玉1901年在赴日教育考察后撰写的《扶桑两月记》中，就提及日本教育值得注意之处是“体育与德育知育当并重”，并认为日本“今则全国尽力于此，盖立此竞争之世界”。考察者还对各类学堂中体育课的实施方式以考察报告或游记的形式加以详细介绍，“远足”即为其中之一。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科的项文瑞在其《游日本学校笔记》中，特别介绍了日本学校体育中的远足旅行，认为学生“久习远足，经历高山大川之险，可以适应恶劣环境，从容应对战时状况”。杨保恒编成的《日本模范小学校要鉴》一书第三编的事务内规中则专列“远足内规”，对日本学校组织远足目的、每学期举行次数、出行范围及出行方式等逐一予以介绍。
“体育”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荷马时代的“竞技”（Athletics），译作“体育”的“Physical Education”一词，属于西方文艺复兴后产生的教育学专用概念，在清末倡办新学的过程中经由日本引入我国，以其特有的身体练习功能，契合提升国人体质和解救民族危机的需要而进入教育改革者的关注范畴。1904年，张謇在拟定的《师范章程改订例言》中指出：“国家思想、实业知识、武备精神三者，为教育大纲，而我邦之缺憾。”同年，在《扶海垞家塾章程》中，他再次强调了学校应“谋体育、德育、智育之本”。之后，“癸卯学制”进一步明确“德智体”并重的理念，将体育正式列入学校课程体系，使其实施有了制度保障。1905年学部右侍郎严修在其《奏陈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体育作为达成“尚武”的手段被纳入整体教育。在新政“德智体”并重的新理念影响下，包括远足在内的体育课在新式学堂得以广泛开展。
“癸卯学制”时期，各类新式学堂按照学生发育状况，实施从游戏到兵式体操等不同形式进行体育课程设置。由于新式学堂所设体育课属于新学科，主要通过师法日本学校教授细目与方法，所以远足同样也以日式体操课的校外活动为主要形式。与体操课程其他形式需有明确规程与场地要求不同，远足作为对体育有益且灵活的校外活动方式而易行。与清末新式学堂的空间分布基本一致，远足主要兴起于江浙、四川、直隶等地区，如浦东中学校自1907年建校始就组织远足队开展体操课校外活动，校长黄炎培在其《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中，将远足视为可使德育、智育和体育“得收神速圆满之效果”的重要途径。据《浦东中学校杂志》1910年第2期载，该校于励进会之下设远足部，计划与管理远足相关事宜。而1908年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校事纪略》则将远足列入年度“大事记”，凸显出对远足的重视。
清末新式学堂“远足”的多元化探索
远足以体操课的校外实践形式引入后，各学堂组织的远足类型渐趋多样，其实施形式由以行军旅行为主逐渐扩展到博物观察、名胜古迹参观等。由于晚清政府缺乏自上而下统一的教育规划与实施指导，远足在各地新式学堂的实施过程中自主形成了列队行军、自然社会观察、教育与实业考察、胜景游览等多元化类型。
列队行军式。该类型主要借鉴日本兵式体操中的行军旅行方式，以振奋精神和强健身体。1907年，黄炎培在为学生家长解释远足意义的《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中提到，学校体育课程中的种种体操运动“非不完善，然而局促方隅，斯已挟矣”，如果能进行远足旅行，则可“整队徐行，于体育上得自然之发达”。这一类型的远足多以远足会的形式进行，将学生编队行进，有的还采用军队编制。如1907年9月29日《申报》之《纪湖州中小学堂远足会》载，湖州中小学堂远足时的队列为“前导军乐，继以校旗，首府校，次程安高等小学校，次各区初等小学校”，由教员分队带领，且步且歌，声容步伐整齐。又1908年10月31日《申报》之《山阴县学堂旅行纪事》载，山阴县学堂远足时“中分四队，第一队车乐，第二队兵式，第三队器械，第四队游戏，编制甚为合度。前导远足会旗，次国旗，次校旗”，行进中队伍严肃，步伐整齐。
自然社会观察式。该类型旨在促使学生接触自然与社会，习得知识的同时也加深对社会政治民生的体认。据1906年10月11日《新闻报》载，时值八月十八看潮日，杭州府中学堂、鹾务两等小学堂、公益学堂、振华学校、工艺传习所等学校的学生均排队远足至江干观潮。1908年龙门师范学堂高等小学校举行远足后，多名学生在其远足记中均记录了对当时社会的观察。三年级学生姚元鑫在《龙华远足记》中提到，远足行经上海法租界时，被禁止奏乐，“名为租地，实为割地，吾同学对之不得不怒也”。二年级学生贾观捷在远足法租界后也感慨“租界之权皆为外人所管辖，反客为主，名为租界，实与割地无异”，表达出对外国占据租界的不满和对时局不振的焦虑。
教育与实业考察式。该类型旨在借助学生的实地参与，体验教育特色与产业实况，加深对理论知识在实际中应用的理解。1908年第1期《浦东中学校杂志》载黄炎培的《远足日记》细致记录了他亲自带领学生前往松江一带的远足，沿途参观徐家汇高等实业学堂附属小学、明强学堂、养正小学、云间师范学堂等众多学堂，了解不同学堂的教育宗旨。学生们通过亲身经历增长各类知识，如在参观新民学堂时，导引者李景馥、杨学材“从容进曰”“飒然让立道左”“肃然举手”“为礼别去”等导引举止，“不卑亦不亢，得交际之道，诸生识之”。1910年，南洋劝业会作为清末官商合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在南京江宁举办。据鲁迅学生鲁树恒1941年自撰《植园年谱》、1910年10月20日《京都日报》刊《南洋劝业会近闻汇志》及朱峙三《清宣统二年（1910年）庚戌日记》等材料记载，绍兴府中学堂、湖州府中学、两湖总师范学堂均组织学生前往参观，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扩大学生眼界，增长实践知识。
胜景游览式。该类型主要带领学生前往山水名胜、人文古迹等处游览，在欣赏自然风景、感受人文底蕴之余，拓展胸襟，陶冶情操。据1908年第3期《龙门师范学堂校友会杂志》载，龙门师范学堂高等四年级学生至苏州远足游虎丘山，赞其“名迹甚多，风景秀丽”。在远足过程中或结束后学生会以“文字写生”形式撰写远足记，如周愷《浦东远足记》、贾观捷《法华远足记》、姚元鑫《龙华远足记》等，文中不乏大量优美的景致描写。这一形式不但锻炼了学生的观察力，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此外，新式学堂部分课程也借助远足进行校外教授。学堂所设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等课程，常将校外作为学生学习体验的场所，通过校外教授、直观讲授与实地考察的结合，实现传统教学方式的革新。如1908年10月31日《申报》之《山阴县学堂旅行纪事》载，山阴县学堂远足时游大狮山灰石岩，考察“灰窑实验制灰之法”，“所经之处，与地理、历史、物理上有关系者，无不留心考察”。1910年10月10日《新闻报》之《澄衷学堂秋季远足会》载，远足会“由职员先期分任各路，探访地势及教材，绘具图说”，目的是“为历史、地理理科上之实地教授”。
要之，在清末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远足以提高身体素质的体育课形式开启了在新式学堂的探索。在由地方主导推进教育改革的背景下，远足形式逐步突破兵式体操，以更为多元的形式在各地开展实施。
清末新式学堂远足教育成效及历史影响
清末新政教育革新由简单模仿西方到新式学堂自主多元探索，由于各自为政而难成系统，彰显了教育近代化之路的曲折与艰难。尽管如此，新式学堂的远足在模仿日本远足形式的基础上，衍生出与中国社会现实、地域特色相结合的丰富校外教育形式，成为清末变革教育方式的可贵尝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教育的近代化进程。
远足所蕴含重视体育的教育理念，为民国时期学校教育中远足与修学旅行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德智体”并重理念在民国“壬子癸丑学制”（1912—1913年）、“壬戌学制”（1921年）中得以继承并发展，体操或体育成为新学制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30年代，远足陆续被正式列入中小学体育课程标准，以野外活动的形式成为体育教材的重要内容，并有了具体实施次数的规定。当时，由远足发展而形成的修学旅行主要在中等以上学校开展，部分学校还制定了修学旅行条例、规程等，指导修学旅行实施走向规范化。如1917年江苏省立第一中学发布《学生修学旅行规程》，规定各环节主要内容及管理方式。1928年中央大学、江苏大学则发布《学生修学旅行条例》，明确修学旅行的目的、行程及经费管理。凡此种种，皆反映了清末新式学堂远足实践的历史影响。各地在自主探索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远足实施形式，这一探索过程及成果是教育近代化的可贵尝试，既反映了中国教育近代化艰难探索的曲折过程，也对之后的教育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孟爱云，系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