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我第一次和光明日报产生联系，缘于40多年前的一张黑白照片。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几部长篇小说，尤其是《蹉跎岁月》发表和出版后，不断有编辑、记者来到我当时生活的贵州猫跳河梯级电站约稿、采访。
猫跳河在贵州很有名，除了河名常会引人发问，还因为沿着这条河建了六座梯级电站。每次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对来访者解释：贵州乡间把老虎称作大猫，河流名为“猫跳河”，是因为过去两岸丛林里的老虎常跃过水流湍急的河谷。一边说，我还一边招呼客人站在河岸边细看。那翻滚着白色浪花的河谷中央，时常有一大块一大块从山坡上滚落的巨岩，老虎往往先从岸边跳到河中央的巨石上，再跳到对岸。由此可见建电站前这里的偏远和荒凉。
那年头，省城来此的客车两天才有一班，一路颠簸而来，很不容易。这里所谓的招待所，实为油毛毡工棚，因为车两天一班，所以一住就至少是两个晚上。我总是把来客视为尊贵的朋友，其中许多人交往了一辈子。记得程树榛初任《人民文学》主编时，就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山沟住了几天。
评论家仲呈祥为了写《蹉跎岁月》的评论，也来到猫跳河，顺便完成了一则长篇专访。那次，他在油毛毡工棚里住了好几个晚上。临行，又碰上山路结冰凌，班车停开，害得他大年三十不得不留在贵州过年。这是最形象的“人不留客天留客”。仲呈祥写的评论《奋进青年的奋进之作——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正是发表在《光明日报》。
也是在这个时期，《贵州画报》记者老张坐长途客车来到了电站。他受画报社的委派，为我拍摄一组生活照。他说画报要用两大版对我进行深度报道，照片质量要求高，拍摄过程中希望我不要厌烦。人家那么远地从省城贵阳赶来，晚上住油毛毡工棚，一日三餐在我家吃简单的饭菜，我当然极力配合。我们在室内拍，在山地上拍，晚上娃娃入睡后又在卧室里拍。记忆中，他用去的胶卷一个又一个，忙碌了三天。
返程时，通往省城的山区公路坍塌，长途客车停运。老张跑到山那边的邮电所，给画报社打长途电话说明情况。回来后，他兴冲冲地告诉我，领导让他安心待在电站，等路通了再回去。另外，领导说北京的光明日报也想对我进行图片报道，照片要从这次拍摄的作品中选用，领导叮嘱他好好拍，发挥出他的最高水平。
老张笑道：“我们闲不着了。”
后来《光明日报》刊登的那张黑白照片，是我坐在屋子后门边的椅子上翻阅一本文学杂志的情景。当时老张对我说：“你就像平日坐在院坝翻看书报时一样，只当我不存在，千万别想着我在拍照。光明日报可是面向知识分子的全国性大报，对图片要求高。对我们来说，拍摄的照片能上这样的大报，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于是，他站在我房间的一个角落，用镜头捕捉下我翻看杂志的瞬间。记得他不无得意地说：“我敢断定，光明日报一定会选用这张。”
老张说对了。《贵州画报》是双月刊，未等最新一期印出来，这张照片就在《光明日报》刊登了。我为老张高兴，也为自己高兴。由于电站没有《光明日报》，老张给我寄了一份。那天，我久久凝视着报纸上的照片，心情难以平静。要知道，在80年代初期，人物报道一般是不配发照片的。往往经报社领导批准，也只能登一张小小的，比证件照大不了多少的照片，还通常是缺乏艺术感的正面人像。而《光明日报》刊登的这张照片，四四方方占据了不小的版面，既将我居住的小屋一角摄入镜头，又有悬崖峭壁作为远景，今天看来，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照”。
由这张黑白照片开始，我与光明日报的缘分延续至今。40多年来，我不仅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也陆陆续续给光明日报的副刊写起文章：初回上海，写新的时代这座城市的种种变化，如《高桥嘴的歌》《家居浦东》；写创作谈，讲述我写长篇小说《孽债》的缘起与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感；近年来，感受到社会生活或是大自然中的美，兴之所至，走笔成文，也总愿意将文稿投给光明日报。
这些年，我习惯为报纸写小短文，而《光明日报》副刊内容丰富、版面多样，篇幅无论长短，都有适合的版面，编辑便鼓励我写长一些的文章。去年深秋时节，我故地重游，去了一趟云贵交界处的妥乐村，心有所感，回来后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金彩妥乐村》，前些日子发表在《光明日报》。贵州的不少文友发来信息称赞。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春天始，光明日报在头版开设《烟火人间》栏目，我写下《春天的茶讯》，为产自贵州山乡的春茶早早进入市场而欢欣。
在和光明日报交往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令我难忘。大约十年前，受光明日报之邀，我前往北京为《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录制视频。不久后，这期节目面向全国播出，如今依然能在网络上观看。很多大中学生告诉我：“叶老师，我们正是看了这段视频后才认识了你，而后去找你的书来读。”这让我又一次想起了40多年前刊登在《光明日报》的那张黑白照片。
从一张黑白照片到一段视频——与时俱进的光明日报总是不忘给予我鼓励。
（作者：叶辛，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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