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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24日 星期三

    【烟火人间】遨游在文学的苍穹

    作者:余秋雨 《光明日报》( 2024年07月24日 01版)

      【烟火人间】

      我很喜欢去河南安阳,长久地看着甲骨文和青铜器发呆。甲骨文部分被解读了,但我总觉得那里还埋藏着孕育中国文脉的神秘因子。一段横贯几千年的文化行程将要在那里开始,而直到彼时,那个老码头还平静得寂然无声。

      终于听到声音了,那是《诗经》。《诗经》使中国文学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稻麦香和虫鸟声。这种香气和声音,散布久远,至今还能闻到、听到。

      《诗经》中,有祭祀,有抱怨,有牢骚,但最主要、最拿手的,是在世俗生活中抒情。其中抒得最出色的,是爱情。这种爱情那么无邪,既大胆又羞怯,既温柔又敦厚,足以陶冶风尚。

      在艺术上,那些充满力度又不失典雅的四字句,一句句排下来,成了中国文学起跑点的砖砌路基。那些叠章反复,让人立即想到,这不仅仅是文学,还是音乐、舞蹈。一切动作感涨满其间,却又毫不鲁莽,优雅地引发乡间村乐,咏之于江边白露,舞之于月下乔木。终于由时间定格,凝为经典。

      《诗经》展示了黄河流域的平和、安详、寻常、世俗,以及有节制的谴责和愉悦。但是,在《诗经》的这种平实风格的后面,又有着一系列宏大的传说作为背景。传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祖王传说”,有关黄帝、炎帝和蚩尤;第二种是“神话传说”,有关补天、填海、追日、奔月。

      于是,我们看到了,背靠着一大批传说,刻写着一行行甲骨文、金文,吟唱着一首首《诗经》,中国文化隆重上路。

      唐代是一场审美大爆发。

      回头细想,原先酝酿于北方旷野上、南方巷陌间的文化灵魂已经积聚多时,其他文明的渗透、发酵也到了一定地步,等到政局渐定、民生安好、西域通畅、百方来朝,自然就出现了一场壮丽的文化大爆发。

      我多年前在为北大学生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时候,曾鼓励他们用投票的方式为唐代诗人排一个次序。标准有两个:一是诗人们真正抵达的文学高度;二是诗人们在后世被民众喜爱的广度。

      北大学生投票的结果是这样——

      第一名李白,第二名杜甫,第三名王维,第四名白居易,第五名李商隐,第六名杜牧,第七名王之涣,第八名刘禹锡,第九名王昌龄,第十名孟浩然。

      有意思的是,那么多学生投票,居然没有两个人的排序完全一样。

      这个排序,可能与我自己心中的排序还有一些出入。但让我高兴的是,大家没有怎么犹豫,就投出了前四名: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这前四名,合我心意。

      无论王勃还是张若虚,已经表现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初唐气象。在他们之后,会有盛唐、中唐、晚唐,每一个时期各不相同,却都天才喷涌、名家不绝。唐代,把文学的各个最佳可能,都轮番演绎了一遍。请看,从发轫,到飞扬,到悲哀,到反观,到个人,到凄迷,各种文学意味都以最透彻的方式展现了,几乎没有重大缺漏。

      有学生问我,如果时间有限,却要集中地感受一下中国文化的极端丰富,又不想跳来跳去,读什么呢?

      我回答:“读唐诗吧。”

      与中国文脉以前的峰峦相比,唐诗具有全民性。唐诗让中国语文具有了普遍的附着力、诱惑力、渗透力,并让它们笼罩九州、镌刻山河、朗朗上口。

      小说,习惯说“四大名著”,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三国演义》气势恢宏,故事密集。但是,按照陈旧的正统观念来划分人物正邪,有脸谱化倾向,又过于粘贴于历史,遮蔽了文学的主体。《水浒传》好得多,有背叛,有正义,有性格,白话文生动漂亮,叙事能力强,可惜众好汉上得梁山后故事便无法推进,成了一部无论在文学上还是精神上都有头无尾的作品,甚为可惜。《西游记》是一部具有宏大精神格局的寓言小说,整体文学品质高于以上两部,可惜重复过多,套路过多,影响了精神力度。

      《红楼梦》则完全是另外一个天域的存在了。这部小说的高度也是世界性的,那就是:全方位地探寻人性美的存在状态和幻灭过程。

      它为天地人生设置了一系列宏大而又残酷的悖论,最后都归之于具有哲思的巨大诗情。虽然达到了如此高度,但它极具质感的白话叙事,竟能把一切不同水准、不同感悟的读者深深吸引。这是世界上寥寥几部千古杰作的共同特性,但它又中国得不能再中国。

      如果有年轻学生问我如何重新推进中国文脉,我的回答是:“首先领略两种伟大——古代的伟大和国际的伟大,然后重建自己的人格,创造未来。”

      也就是说,每个试图把中国文脉接通到自己身上的年轻人,首先要滤净心胸,腾空而起,静静地遨游于布满神话、《诗经》以及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等文学星座的苍穹之中。然后,你就有可能成为这些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

      正是怀着成为文学星座的受光者、寄托者、企盼者这样的使命与心愿,我开始了我的文化苦旅。

      那一年,我只身来到甘肃高原。当时宣称的目的是“穿越百年血泪,寻找千年辉煌”,而我内心的目标却更加艰深,那就是让中国人找到“集体文化身份”。

      我独自在沙漠里行走,去寻找一个个伟大的遗址。

      终于,在一间间乡村小旅馆,我用竹杆圆珠笔开始记述。今天的读者非常熟悉,而当时的读者大多陌生的地名,如都江堰、鸣沙山、喀什、上京龙泉府、黄州赤壁、青云谱、承德避暑山庄、宁古塔、平遥票号、天一阁、鹿回头、岳麓书院、西江苗寨等,一一郑重地出现在我的笔下。

      随之,拜水文化、西域文化、魏晋文化、石窟文化、流放文化、晋商文化、藏书文化、科举文化、书院文化、生态文化、废墟文化等,逐一被勾勒。与这些文化相关,我又恭敬地请出了许多飘渺的身影。我完成了一次“文化踩点”,这些点,埋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穴位。

      我在寻找这些点的过程中,总是由惊讶而投入苦思。苦思的结果是,我领悟到文化思维正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大转型。那么,怎么才能让广大读者也参与这种大转型呢?我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文体,那就是用细声慢语的质朴叙事,来牵引宏观的诗情。我相信,即使是陌生人,也很难拒绝质朴的真情。

      当这些在小旅馆写的文章以《文化苦旅》的标题发表并出版后,形成了远远出乎意料的轰动。三十多年来,这本书的印刷量,实在无法统计。而更让人诧异的,是海内外华文世界的超常热情。面对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我深感自豪。沧海星辰般的一双双黝黑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笔下流出的那一些汉字,这是世上其他文字的写作者无法想象的盛景。后来,《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著作,一系列解析中华文化元典的学术著作,都是《文化苦旅》的后续脚印。

      当年出行是为了寻找古代的脚印,现在又要寻找当年的脚印了。

      突然想起我写的几句诗,与这些脚印有关——

      路途荒凉,

      我无鞭无缰,

      却听到远年的马蹄细碎,胡笳低响。

      唐诗的断句总有点凉,

      原来沙地都是未化的霜。

      (作者:余秋雨,系作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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