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1125—1210年)因坚持抗金,遭到主和派排斥,乾道二年(1166年)他因有人进言说他“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宋史》卷三九五),这次罢官使他的人生遭受重大挫折。《剑南诗稿》卷五《晓叹》云:“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窜殛。不为孤囚死岭海,君恩如天岂终极。”这与其说是他的后悔懊恨,不如说是他的自嘲反讽。此年他还写有《大圣乐》词:“电转雷惊,自叹浮生,四十二年。试思量往事,虚无似梦。悲欣万状,合散如烟……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从今去,任东西南北,作个飞仙。”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番总结和反思,希望看破荣辱是非,逍遥人生。
此后他返乡卜居镜湖之三山,足迹不至城市者数年。但是,做神仙哪有那么容易?陆游有一大家子人,当时已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有的子女已成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他在《通判夔州谢政府启》中云:“贫不自支,食粥已逾于数月……儿女忽其满前,藜藿至于并日。”因此他必须继续为家庭谋生,终于在闲居了四年之后,得到了消息:“乾道五年十二月六日,得报,以左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剑南诗稿》卷二有《将赴官夔府书怀》:“一从南昌免,五岁嗟不调。朝廷每哀矜,幕府误辟召。终然敛孤迹,万里游绝徼。”虽然宦途失意,转了一大圈,他还是原地踏步,继续担任通判,且远在几千里之外,是个偏僻的蛮荒之地。但他没有办法,只能赴任。“俸钱虽薄胜躬耕”(《雪晴》),杯水车薪的俸禄,依然是全家的经济来源。他当时身体并不好,不宜远行,而且要筹措路费,只能拖到来年,“以久病未堪远役,谋以明年夏初起行。”他在该年写的《投梁参政》诗中云:“游也本无奇,腰折百僚底。流离鬓成丝,悲咤泪如洗。残年走巴峡,辛苦为斗米。”去的时候连路费也是自筹的,其《上虞丞相书》写道:“其行也,故时交友醵缗钱以遣之。”赴任后在《秭归醉中怀都下诸公示坐客》诗中云:“此身长是沧浪客,何日能为饱暖家?”这些诗文都充满了自怨自艾之情。
《入蜀记》就是他乾道六年(1170年)由家乡山阴赴夔州通判任上沿途所作的日记。诗人携家带口,同行的有其夫人和六个子女,自本年闰五月十八日,至同年十月二十七日,历时一百六十日,约五个半月,由春夏至秋冬、由江浙至西蜀,船行出运河、历长江、入三峡,途经临安、秀州、平江、常州、镇江、真州、建康、太平州、池州、江州、黄州、鄂州、江陵府、峡州、归州等十五州府,一路上换了五次船,行程五千余里,才抵达目的地,可谓历尽困苦和艰难,正如他在《沧滩》一诗中所云:“少年亦慕宦游乐,投老方知行路难”。然而正是这次行程促成了《入蜀记》这部长篇行记的问世,他详细记载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运河、长江沿岸的名胜古迹、历史掌故、风俗民情,在他的笔下一一呈现,他还融入了自己的人生见解。全书叙述平实而富于情趣,笔触生动而繁简得当,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途中他还创作了不少纪行之诗,与之相得益彰。
陆游为什么要写这部《入蜀记》?一则他有丰富的学养,学富五车、博古通今;二则这也是他仕途不顺的发愤之作。他因主张抗金而被罢官,在南宋以偏安为主的政治军事格局中,很难成就他的“立功”愿望。但仕途的失意却成全了陆游,使他有意而为,要在“立言”方面上有一番作为。
陆游很早就有对巴蜀之行的期待,他在自编诗集《东楼集序》中云:
余少读地志,至蜀、汉、巴、僰,辄怅然有游历山川、揽观风俗之志。私窃自怪,以为异时或至其地以偿素心,未可知也。岁庚寅,始溯峡、至巴中,闻《竹枝》之歌……然后知昔者之感,盖非适然也。(《渭南文集》卷十四)
乾道元年,陆游由镇江通判改任隆兴通判,就船行走过长江。《剑南诗稿》卷二《夜闻松声有感》诗注:“余丙戌七月,自京口移官豫章,冒风涛自星子解舟,不半日至吴城山小龙庙。”韩元吉当时收到陆游来信,在《送陆务观序》中云:“务观舟败几溺,而书来诧曰:‘平生未江行也。葭苇之苍茫,凫雁之出没,风月之清绝,山水之夷旷,畴昔皆寓于诗而未尽其仿佛者,今幸遭之。必毋为我戚戚也。’盖其志尚不凡如此。”(见《陆游资料汇编》)这一次的长江行程已让陆游初有体验和所感,对他的诗歌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
乾道五年,他在获悉以奉议郎差通判夔州军州事时,有《通判夔州谢政府启》:
念昔并游于英俊,颇尝抒思于文辞,既嗟气力之甚卑,复恨见闻之不广。今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历吴楚旧都之雄。山巅水涯,极诡异之观;废宫故墟,吊兴亡之迹。动心忍性,庶几或进于豪分;娱忧纾悲,亦尝勉见于言语。傥粗传于后世,犹少答于深知。(《渭南文集》卷八)
文中表现了他对这一行程的期待,认为自己以前的诗文为什么写得还不够好,源于见闻不广,力有所不逮。而“文以气为主,出处无愧,气乃不挠”(陆游《傅给事外制集序》),这次的赴任将穷江湖万里之险,可以饱览山川、造访名胜、拜谒先贤、观察世情,一定会对他的人生和创作有很大的提升和推动。他已暗下决心,要用文字来好好记录这一非常之旅。
陆游一直认为,诗文创作要有江山之助,在《感兴》诗中,他这样写道:“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鲸。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备尝,愤郁中不平。山川与风俗,杂错而交并。”认为只有像司马迁和李白那样,走遍天下,备尝艰辛,才能对人生有深刻的感受,写出个性鲜明的作品。同样意思的话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过:“大抵此业在道途则愈工……绝尘迈往之作,必得之此时为多”(《嘉庆广西通志》卷二二四《金石》十载陆游与杜思恭札),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时候,诗人摆脱了平常生活的束缚,个性才可以较自由地展露,对自然山水景物会有更新鲜的感觉,也有更充分地体验和感受,这样才能激发文思诗兴,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这也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予使江西时,以诗投政府,丐湖湘一麾,会召还不果,偶读旧稿有感》),“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
(作者:钱锡生,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