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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
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是江南地区一处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泽文化时期聚落，距今约6500年至5500年。最新考古发掘表明，这里为一处中心有大型土台、四周有河道及围沟的临水聚落，围沟内面积达30万平方米，遗址总面积更是超过35万平方米。
饭稻羹鱼 人丁兴旺
马家浜文化被称作“江南文化之源”，是江南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马家浜文化的农业发展特别是水稻的普遍种植，一定程度上稳定了食物的供给，进而促进人口数量上升。草鞋山等遗址发现的水稻田，暗示当时社会较为发达的农业技术和规模。三星村遗址2023年度发掘的浮选工作虽是刚刚展开，但已在许多灰坑的遗物中找到了炭化稻遗存。许多建筑倒塌产生的红烧土内，也可见密集羼合（音颤合，把不同的东西掺混在一起——编者注）的水稻壳。
渔猎行为则为史前人群提供了蛋白质的保障。三星村遗址地处山地和湖泊之间，可供渔猎的水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灰坑中可见大量鱼类、龟和甲鱼等骨骼，遗址出土的渔猎工具也十分发达，网坠、鱼镖数量众多，甚至还发现了形制独特的渔网葬。体质人类学初步研究表明，三星村遗址人骨粗壮，健康标识类疾病较少，相对于同时期其他遗址，其营养丰富程度可见一斑。
农业和渔猎促进了人口增长。三星村遗址墓葬区，仅在已发掘的525平方米内，就发现了1200余具人骨，数量之多、密度之高远超同时期其他遗址。整个墓葬区面积约16000平方米，而且，2023年在中心土台也发现了不少等级较低的墓葬，由此推断，当时人口的数量可能比以往的认知要高得多。人口增长是史前社会进化发展的最大动力和指标——人口增长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复杂的管理问题，进而导致或加速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
聚落布局 规划有序
考古勘探和发掘初步揭示，遗址大体由北部居址区、中心土台和南部墓葬区构成，分区布局明显。
遗址中心的黄土台系人工堆筑而成，面积近10000平方米，疑与公共活动和仪式行为相关。在台地边缘，已发现10余座无随葬品的低等级墓葬，不排除是奠基之用。紧邻台地的东侧，发现一条宽约8.5米、深达1.8米的壕沟，出土遗物和最下层被打破的灰坑表明，其修建年代仍处遗址鼎盛时的崧泽文化早期。土台用壕沟隔离，暗示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其具体功能仍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索。
土台以北可能是居住区，尽管被近现代人类行为扰乱严重，但勘探和发掘都表明这里分布着大片红烧土（泥土被火烧烤后变成红色，土质变硬——编者注）。2023年的发掘揭示了5座形制规整的红烧土坑，平面均呈方形，内里紧实填埋大量红烧土块，除少量陶片外几乎不见其他遗物。尽管这些特殊灰坑的功能不明，但它们明显是人为有意识挖掘填埋而成。出土的红烧土块有大量明显的木骨泥墙痕迹，可知它们均为房屋的建筑废料，该区域应当存在过大量房屋。
南部公共墓地的测年数据在距今6000～5500年左右，延续时间较长，且涵盖了遗址的鼎盛时期，体质人类学及DNA检测在内的科学研究均表明，墓地内人群有相当的延续性。墓地以螺蛳壳、蚬壳人为堆筑而成，逐层挖坑设墓，不断加高，最终形成高出周边数米的墩状堆积。墓地中的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存在大量叠压打破迹象，甚至数具人骨层层叠压，被一些研究者称为“丛葬”。
手工生产 颇具规模
三星村遗址的重要特点是玉石工业发达，对遗址和墓地初步的历时性观察也可见玉石器生产与社会复杂化具有相关性。遗址早期出土玉石器不多，墓葬中普遍流行以小型陶明器随葬。到遗址鼎盛时期，墓葬中大量随葬玉石器。玉器多见马家浜文化传统的玉珏和玉璜，质地以玉髓、玛瑙等为主；石器则以石钺、石刀和石锛为主，男性多随葬石钺和石刀，石锛、石凿则是男女墓葬都有。石锛、石凿均以硅质泥岩为原料，半成品和加工边角料屡有发现，表明三星村遗址存在锛、凿生产工业。石钺和石刀的原料则相对多样，其生产、流通环节线索仍不明晰。玉石器加工可见空心管钻、线切和片切等技术，出土器物形制规整、打磨光滑，体现三星村遗址玉石器生产专业化程度较高。
三星村遗址的骨器生产也相当专业。遗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骨、角器，包括骨簪、骨锥、骨环和鹿角靴形器等。此外，还发现大量骨器半成品和废料，其中鹿科动物的股骨最为常见。此类兽骨可能是用于加工骨管，废料的边缘可见明显的线切痕迹，推测其制作流程包含了挑选、切割、打磨、刻纹和抛光等步骤。出土的成品骨管精致有光泽，表面有大量几何形刻纹，有的骨管内还藏有尺寸不一的骨针。
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是衡量文明化进程的重要指标。三星村遗址手工业以玉石生产为特征，与北部和西部的北阴阳营文化、黄鳝嘴-薛家岗文化、凌家滩文化乃至后来的良渚文化更为接近。
社会复杂化进程加速
三星村遗址发现了2座大墓，尽管仍在公共墓地的范围内，但其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已经远超其他同期墓葬。其中一座墓葬出土了1件目前发现史前保存完好的最大的石钺，以及20个猪下颌骨，其中16个为不满4个月的乳猪，说明这些猪应当都是家养且很可能是一次性宰杀的；另一座墓葬长达2.65米，共出土随葬品38件。其中出土的彩绘陶豆，以红色绘制二方连续的叶片纹，叶片内有若干圆点，明显是受中原地区史家类型和庙底沟文化早期彩陶的影响和启发；而随葬的鹿角靴形器，则是明显的马家浜文化遗风。墓葬出土的玉珏均为透闪石，石钺上方都涂有朱砂。这两座墓葬的墓主均为男性，隐约展现出领导者的身份。
远距离交换或贸易所得的物品，一般是威望和权力的象征。类似白陶、象牙、朱砂、绿松石等非常规产品，在三星村遗址的墓葬和遗址中均有发现。这些史前“奢侈品”的交换和流通，也进一步推动了人群的分化和社会复杂化进程。
意识形态的构建，对于复杂社会的运行和治理尤为重要。三星村遗址出土的云雷纹器盖、刻纹骨版等，以娴熟的技艺，表达出三星村人的深层世界观。其中以明暗对比、均分为四组的云雷纹，可能表达了古人“四方”和中心的宇宙观念，以及“阴阳”的二元对立观念。刻纹骨版上大量出现的同心圆，描绘的应是鸟的眼睛。这种对于鸟的崇拜，在长江下游有着广泛且悠久的传统。刻有枭纹和鳄鱼纹（也有研究者认为是蚕或鱼）的象牙质瑁饰和钺饰，雕刻精美，可能同样暗含了“阴阳”二元对立的思想，代表了石钺由实用器向礼仪用器的关键转变。后来的良渚文化，则以更加珍贵的玉质材料和几乎一致的“权杖”形态来表达王者的权力。
至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颇具规划的聚落形态、发达的手工业生产、人群的分化、复杂的意识形态……这些复杂社会最为显著的标志在三星村遗址已悉数登场，三星眩耀，宣告江南地区轰轰烈烈的“古国时代”拉开帷幕。
（作者：李默然，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