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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由中宣部宣教局、光明日报社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围绕文化传承发展这一主题，持续策划开展系列宣讲。本场讲坛来到山西省太原市博物馆，讲述陶寺遗址的重大发现与重要意义，展现中华早期文明起源与发展的脉络。
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中华文明，内容将从陶寺遗址展开，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早期历史。
陶寺在哪里
大家都知道陶寺遗址位于山西，我再从遥感考古的角度向大家介绍陶寺的地理情况。陶寺地处山西晋南，这个区域内有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中间是峨眉岭，此外还有垣曲小盆地等。陶寺在塔儿山脚下，这里是临汾盆地的核心区域。如果我们把陶寺的地理信息置于更大的背景中，就会有新的发现：我国有两大板块，即地理上的第二、三阶梯，陶寺所在的区域恰恰是两大板块的交汇地带。如果回溯历史至距今七八千年前，陶寺所在的地域同时是两大水系尤其是两大农耕区（以小米为主的北方粟作农业区和南方稻作农业区）的交汇地带。另外，考古学上常常用“重瓣花朵、多元一体”来形容中国史前文化的整体格局，中原地区即花朵的花蕊，也正是陶寺所在的区域。
进一步而言，与陶寺大体上处于同时期的中原及其周边地区又是什么情况呢？陶寺文化是当时一个孤零零的存在吗？其实，还有较多的著名文化与陶寺文化大体上同时存在。比如陶寺以北、以太原盆地为核心的杏花文化，还有西北方向上分布于今天晋陕高原的石峁文化，以及太行山东麓的后岗二期文化、中原腹地洛阳盆地的王湾三期文化、豫西的三里桥文化、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等。这些考古学文化表明了那个时代的群体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经典文献《尚书·禹贡》提到了九州大地，九州在贡路上有先后顺序，贡路循环交汇的区域恰恰就是今天的晋南地区。由此推论，在《禹贡》代表的时代，古代先民认为九州中心在晋南，即冀州所在区域。由此可见陶寺所在地的重要性。
陶寺发现了什么
陶寺遗址科学发掘46年来，有过许多重大发现，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
一是文化分布。陶寺的文化分布很有特点，经考古调查发现，以陶寺遗址为核心，目前属于陶寺文化的遗址已有100多处，并且还有进一步的分区，北区与南区各有次中心。众多遗址或聚落形成了至少包含四个等级的社会组织结构，这说明当时陶寺的社会已经开始有明显的等级分化。通俗点讲，可能出现了都城、城邑和村落，甚至还有更小的自然村落。
二是立都选址。陶寺有什么特殊的选址特点？我们将1969年的航空照片和今天的航空照片对比分析，其地貌变化不大，遗址东面是塔儿山（崇山），山形山势是一个呈“C”形的半环绕态势，它包围的区域就是陶寺遗址所在；遗址西边近5公里是汾河，依山傍水。《管子·乘马》提出：“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陶寺遗址的相关情况比较符合文献所言的“立都之所”标准。陶寺遗址处于河谷低地和山麓高地之间，就小区域的生态环境而言，属于两种不同地貌水文形态间的微型“生态交错带”。这种山麓前相对平坦的大缓坡黄土台塬地带具有更多的优势，除了地势相对平缓外，排水通畅且拥有更大的延伸空间，同时土壤干湿适中，土地肥沃度适宜。
有趣的是，非限制性理论认为，早期国家最有可能在自然环境相对封闭或者阻碍人群向新区域扩展的自然环境中产生。具体来说，在相对封闭的小环境里，如果环境优越、土地肥沃，当地农业社会经济就会迅速发展，财富快速积累，从而进一步促进政治权力机构以及与财富分配密切相关的等级制度形成，因此这些地方更易产生国家形态。显然，陶寺比较符合这个条件。
三是五谷六畜。我们常说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在当时已经初露端倪。在陶寺城址中，我们发现了粟、黍、稻、豆等的炭化种子，目前除了小麦之外的“多谷”都在陶寺被发掘。此外，今天常见的家畜及动物，基本上在陶寺文化时期就有了，比如猪、绵羊、黄（水）牛、狗、鹿、竹鼠、兔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竹鼠，如今竹鼠只有在湿润温暖地区才会出现，由此可见，陶寺文化时期的当地气候与如今相比，要温暖湿润得多。
四是城址布局。陶寺遗址面积达400多万平方米，其中包含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大城的东北部是宫城及宫殿区，与大城共同形成了“双城制”。宫城以外东南近处是仓储区，仓储区西南是陶寺文化早期的墓地。中期的大城在城南单独围起来一个呈刀把形的小区域，里面是中期墓地和观象台遗迹所在。考古勘探和城址发掘表明，城址西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城址西北部是普通居民区。通过研究陶寺遗址的城址布局，我们发现：一是城址存在着明显的规划，不同的功能分区就是规划迹象的反映；二是这种规划还存在着一定的理念，比如宫城及宫殿区为核心区，是当时陶寺最高统治阶层的居住地，位于遗址的中部偏北区域，而手工业生产区域在城西南部，远离核心区。这种布局在后来的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常见的。我国的地形地貌大体上呈东北—西南的阶梯形态，陶寺位于胡焕庸线一带，这或许会影响到风向，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都城的北部和偏东部，都是所谓“上风上水”的区域，而西南部则反之。
另外我们发现，宫城及宫殿区是核心人群的居住地，可称“人方”；陶寺文化早期墓地及近中期墓地为死后人群的所在地，可称“鬼方”；城址西南为手工业生产之所，可称为“工方”；城址西北为普通居民所在，推测大多是农人，或可称为“农方”。可见，陶寺城址的布局理念明显符合《周易·系辞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的说法。
在陶寺的宫城之内，我们发现了不少大型夯筑建筑基址，其中最大的为1号宫殿基址。从2018年至今，通过连续发掘，我们基本上弄清了1号宫殿基址的规模面积、布局结构、堆积状态、年代性质等重大问题。1号宫殿基址平面大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84米，东西宽约76.5米，面积近6500平方米，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史前时期最大夯土建筑基址。1号宫殿基址的四至比较明确，东南、东北与西北拐角规整清晰，西南拐角被破坏。基址南边线近中部的夯土向南延伸一段，疑似其南门址。目前，基址之上发现有宫室建筑1座（编号D1）、疑似宫室建筑1座、房址3座等重要建筑，另有大量灰坑以及人头骨坑H235与水井H236等。其中主殿D1东西长约26.8米，南北宽约20.3米，总面积540余平方米。主殿之上发现有三排共18个柱洞，柱网结构比较清晰。柱洞直径一般为40厘米左右。柱洞底部多有柱础石，有些周边还填有石块以加固柱子。夯土台基目前仅剩基础部分和残余柱坑柱洞，从柱网结构推断，主殿南北二进深，东西面阔7间。该宫室建筑也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大单体夯土建筑。陶寺遗址宫城内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掘与发现，对中华文明起源以及早期中国等重大课题的研究具有推动意义。
五是观象授时。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与四千多年前天文历法密切相关的观象台遗迹，经过多年实验观测和研究，我们推测陶寺观象台可以观测到包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在内的二十个节气，是传统二十四节气的主要源头。
六是真龙呈现。目前，陶寺发现了四件彩绘龙盘，其大小基本相同，一般盘口直径35—40厘米、盘底直径12—15厘米、高7—12厘米。通过仔细观察，陶寺的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均是蟠龙，盘曲如蛇；第二，龙身上有鳞状斑纹，似鳄；第三，有的龙头部两侧方形似耳；第四，长颌，有的带锯齿状牙齿；第五，口衔枝状物，实属罕见。显然，陶寺的这些龙形象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多种动物的组合体，这正是其最大的特点。
更为关键的是，龙盘只出土于大墓里或者王级墓葬里。换句话说，这个形象在当时应是王权或国家的一种标志。陶寺的龙并不是中国最早的龙，至少在距今八千多年前，已经有查海遗址石子铺成的龙的形象，六千多年前有西水坡龙和虎的形象，五千多年前有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形象等。比陶寺早出现的这些龙的形象，似乎都是一种动物或最多两种动物的形象，但是陶寺的龙则是多种动物形象的组合。此外，陶寺的龙从形象上来看似乎和夏代、商代的龙更为接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陶寺的龙是与夏、商、周及后世龙有着直接渊源的龙，是真正意义上的“龙”雏形。
七是圭尺定中。陶寺M22号墓出土了一件被认为是文献中“圭尺”的随葬品，是有关“地中”的最早实物标志。我们对这个圭尺进行了复原测试，发现它的第11个刻度竟然是夏至影长所在。因为陶寺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时期，同时这个国家又是当时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地中”所在，所以我们推断，这个国家就是原始意义上的“地中之国”，即中国。
八是埋葬形态。从1978年到1985年，陶寺在4万平方米的墓地里发掘出1309座墓，这些墓葬存在大、中、小之别，其中为数不多的五座大墓，虽整体上仍在墓地之中、并未单独形成墓区，但是这几座大型墓位置相对集中。此外，大多数墓葬的头向都朝向塔儿山（崇山），显然陶寺的社会存在山川崇拜。
九是铜器铸造。夏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复合范铸技术，这项技术最早在龙山时代就已出现，最典型的就是陶寺遗址。陶寺遗址出土了真正意义上的铜器群，目前已经发掘出土七件铜器，属于不同的器类，但都运用了复合范铸技术。由此，我们认为复合范铸技术主要是从陶寺开始。
十是道路网络。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在四千多年前甚至六千多年前，陶寺与周边沟通交流的道路是比较通畅的。如晋南连接洛阳盆地之间的“中条浢津”道、“虞坂颠軨”道、“轵关陉”道，这些主干道基本都是畅通的。我们梳理该区域所在的遗址点，发现遗址点基本上沿着道路分布，尤其是在山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前两条道路应是为了盐池的盐而来，而“轵关陉”道应是为了中条山的铜而来。道路网络中甚至还出现了道路的分岔或枢纽，如三岔口。“轵关陉”道出太行山后形成了一个三岔口，往南可进入运城盆地，向北就进入了临汾盆地，三岔口还是陶寺文化中较大型的聚落——周家庄遗址所在地。周家庄遗址面积有四百万平方米，和陶寺遗址规模相当，显然应是陶寺人在该区域最大的道路控制点。不仅如此，陶寺文化向西、向北等这些道路应该也是畅通的，向北翻越霍山进入太原盆地后就是杏花文化，二者之间的沟通也很密切。这说明中国的道路系统在六千年前就已初具雏形，至陶寺文化时期，已经出现了比较复杂的道路交通网络。
简单总结，陶寺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认识，形成了文明起源的“中国方案”。不同于国外传统的考古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国经过百年考古，归纳总结了判定文明标准的“中国方案”，具体包括：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而这套方案的重要参照之一正是陶寺。
陶寺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脉络中处于何种地位
对于中华早期文明脉络，中国百年考古史基本已形成一个简单的共识：万年文化奠基，即文化大体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形成；八千年起源，从距今八千年前，社会开始出现分化端倪，文明进程从此开启；六千年加速，距今六千年前，社会出现明显分化，大型聚落中心和大型墓地开始出现；距今五千多年前，进入文明时代；距今四千三百多年前，中原崛起；距今四千年前，我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建立；经过商代和周代，至两千两百多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
陶寺文明正是在四千三百多年前中原崛起的节点上产生的，应是中华文明核心引领逐渐形成的发端。
陶寺文明揭示了什么
陶寺文明具有两个核心要素：王权国家和礼乐文明。
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众所周知，尧舜禹时代后是夏商周，都是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分别被称为“夏王”“商王”“周王”。而且，陶寺遗址的居住形式存在高下尊卑的等级制：最低等的平民住窑洞，平民住地穴式或半地穴式的房子，下层贵族住双开间或者连间大房子，王者居住在高台的宏大宫殿中。陶寺已发掘的1300多座墓里，大墓只有五座，推测它们很可能就是王墓。出土圭尺的墓葬M22是迄今为止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最大的墓葬。综上所述，陶寺王权国家的性质比较明显。
陶寺文明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礼乐文明。陶寺中发现了各种质地的礼器，如陶礼器、玉礼器、漆木礼器等。礼器所反映的礼制，本质上是社会运转的规制和秩序。此外，墓葬M22东壁上挂了一个公猪的下颌骨，被称为“豮豕之牙”，两侧各陈设3把玉石钺兵器，也体现出仪式感。
陶寺还发掘出不少礼乐器，目前至少出土了7大类28件乐器，包括鼍鼓、土鼓、铜铃、陶埙、陶铃、口簧等。同时，陶寺大墓里出土的乐器还出现了“三固定现象”：鼍鼓、土鼓、石磬构成的乐器组合是固定的；两个鼍鼓、一个石磬、一个土鼓，乐器数量固定；其在墓中的摆放位置固定。由此可见，陶寺已经形成固定的规制。
陶寺还发现了一些与礼仪有关的建筑。比如陶寺宫城南墙偏东的一个门址，呈现原始的“阙楼式”城门特征，这很可能开启了后世“阙楼式”门址的先河，而“阙楼式”城门正是一种礼仪之门。
陶寺中型墓M2172明显分为三个空间：棺内墓主人的内室，最外围的二层台以及二者之间的空间。二层台被特意留出，台上有规律地摆设猪的下颌骨。棺内随葬了一件玉钺，代表军事权力。在棺和二层台之间的空间，墓主头端展示“宴飨”场景，左侧展示“炊事”场景，右侧是日常用品的陈设。这些有意的陈设摆放，反映了埋葬过程中存在庄重、严肃的仪式。可见陶寺社会已经初步形成礼制，是其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
再来看陶寺文明的特质。
一方面，陶寺文明具有海纳百川的品质。陶寺遗址出土有玉璧、玉琮，璧与琮是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类。陶寺文化中常见双孔的玉石钺，则具有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的文化特征。陶寺文化中具有礼器性质的鼍鼓、圆点纹、涡纹彩陶，以及随葬猪下颌骨的习俗等，也并非本地传统，推测很可能来源于东方的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陶寺遗址出土的“粗体觚”、大墓M22中的玉兽面、1号宫殿基址出土的“玉笄”等，又与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及肖家屋脊文化的同类器十分相似。陶寺遗址出土的精美的彩绘陶器中，有一定数量的几何类纹饰，这类纹饰与年代略早的西辽河流域小河沿文化中常见的几何纹彩绘相近。值得注意的是，陶寺文化早期一些墓葬中，随葬玉环的中孔形状呈现“桃形或梨形”，而这种独特的形态也是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玉环的特征。
晋陕高原石峁文化与陶寺文化是至少共存三百年的“黄河双雄”，两者在陶器、玉器、铜器、版筑技术等众多方面存在广泛交流互动，这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陶寺文化大双耳罐应该是甘青地区齐家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陶寺遗址迄今已发现7件铜器，一般认为铜器冶铸源于甘青及更远的西北区域，乃至中亚、西亚。
综上所述，在陶寺文化中我们发现了其东、南、西、北四方远距离区域文化的典型文化因素，可见陶寺具有比较明显的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
另一方面，务实创新是陶寺长足发展的文化基因。陶寺先民在史前天文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将陶寺遗址东部的自然景观塔儿山和人工夯土建筑体有机结合，创造性地在陶寺遗址东南部修建了观象台。陶寺观象台“授时”授的是农时，用以指导农业发展，而农业在古代正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这体现了陶寺先民的务实。观象台是陶寺文明最为重要的技术创新，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四千多年前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此外，陶寺文明创造性地使用复合范铸铜器，如铜铃、铜齿轮形器、残铜容器口沿等，开创夏商周三代辉煌的青铜铸造技术之先河。
陶寺文明日常生活用具也有经改造的情况，一些十分重要的器物如玉器，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良渚文化因素散见于包括陶寺所在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璧、钺，这些玉石器一般形体较小，纹饰简单，多为素面，目前未见到如良渚玉琮上繁缛复杂的神人兽面及鸟纹。去繁就简形成的“陶寺式”玉璧、玉琮，似乎不再是通天法器，而成了体现身份地位、具有世俗修饰功用的胳臂佩戴之物。尤其是一些玉石钺带有多个钻孔，在主孔之外还有副孔，个别的还在副孔嵌补玉片或绿松石圆片用以装饰。有些玉石钺在主副孔之外，还散布一两个散孔，推测可能用来系挂璎珞之类，以彰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表现礼制内涵，这显然是陶寺的创新之举。我们认为，陶寺文明整体上创新出多孔玉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玉器，以凝聚族群。
总结起来，距今4300多年前，晋南之地，表里山河，沃野千里。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下，在中原、河套、海岱、江汉、甘青、江浙等区域文化的互动碰撞和交汇融合中，陶寺蕴化出一座煌煌都城。在这里，先民筑城建宫、敬授民时、阡陌交通、以礼治国、协和万邦，初现王权礼制及早期国家的基本面貌。我们认为，这座都城很可能是尧舜时代的都城。雄极一时的陶寺文明是迄今黄河流域进入早期文明社会的最早实证。这座都城创造的文明为夏、商、周以及后世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重要标识和主要源头之一。
（光明网记者郝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