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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研究，离不开人和事，“知人论世”一直是文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不过，事在人为，人的因素第一，人与事相较，总是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因此，人的研究永远是文史研究中最基础的研究，只有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和认识一个人，才能对其所作所为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然而，中国人姓氏有限，同姓名者比比皆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一不小心，就会落入“同姓名陷阱”，造成研究的失误，所以需要提请大家注意，谨防落入“同姓名陷阱”。
一
所谓“同姓名陷阱”，是指在文史研究中，研究者将同姓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误认为是同一人，从而将其生平事迹混杂在一起，并据以形成对这一人物的认知，造成对历史真实人物认识、理解和评价上的错误。这里先举几个实例。
例一，《新唐书·艺文志》小说家类著录“韦绚《刘公嘉话录》一卷”，注云：“绚，字文明，执谊子也，咸通义武军节度使。刘公，禹锡也。”《唐会要》和《新唐书·上官仪传》均载有高宗龙朔三年五月雍州司户参军韦绚除殿中侍御史事，近人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证》以为此人“似以《新唐志》执谊子绚为近是”。这一结论显然落入了“同姓名陷阱”。因为撰写《刘公嘉话录》的韦绚（802—866？）是中唐著名诗人韦执谊（764—812年）之子，而龙朔三年（663年）除殿中侍御史的韦绚则生活在初唐，早于韦执谊一个多世纪，自然不可能是韦执谊之子。因为姓名相同，就将两个韦绚视为同一人，这当然会影响对历史人物的正确认知，造成对相关历史事实理解的混乱。
例二，据元赵孟頫序，《唐诗鼓吹》十卷为金元好问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注。清初重刊此书，常熟陆贻典题词，据《金史·隐逸传》谓天挺乃好问之师，非其门人，因而否定赵序。王士禛《池北偶谈·两郝天挺本末》云：“金元间有两郝天挺，一为元遗山之师，一为遗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经传》，云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晋卿，元裕之尝从之学，裕之谓经曰‘汝貌类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继先，出于多啰别族，父哈尚巴图尔，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刚直有志略，受业于遗山元好问，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国公，谥文定，为皇庆名臣。尝修《云南实录》五卷，又注《唐人鼓吹集》十卷。……近常熟刻《鼓吹集》，乃以为《隐逸传》之晋卿，而致疑于赵文敏之序称尚书左丞，又于尚书左丞上妄加‘金’字，误甚。”由于元好问的老师和弟子中都有名郝天挺者，于是陆贻典张冠李戴，落入“同姓名陷阱”，为王士禛所批评。
例三，《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著录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六卷，其《提要》云：“考太学进士题名碑，弘治丙辰科有王涣，象山人。《明史·艺文志》有涣所著《墨池手录》三卷。此本自称‘墨池王涣’，与墨池之号相合，知此书为明王涣所撰。其称太原，盖举郡望耳。”此说混淆了长洲（今属江苏苏州）王涣和象山（今浙江宁波）王涣，同样落入“同姓名陷阱”。象山王涣字时霖，号毅斋，明弘治九年（1496年）进士，授长乐令，拜监察御史。正德元年（1506年）应诏条上五事，语多指斥宦官。明年出视山海诸关，以病未行。刘瑾指使人罗织其罪，逮下诏狱，杖斥为民。瑾败，复官致仕。其生平见罗洪先《毅斋王公小传》和《明史》本传。长洲王涣字涣文，号墨池子，正德十四年（1519年）举人。数试礼部不售。嘉靖九年（1530年）释褐官嘉兴府通判，受任督赋。不能曲事上官，用是积忤当路，改判东川军民府（今云南会泽），实为惩罚。未赴任，遂卧不起，寻以疾卒。其生平见文徵明《东川军民府通判王君墓志铭》。《墨池琐录》和《两晋南北奇谈》二书均为长洲王涣所著，与象山王涣无关。
以上三例，落入“同姓名陷阱”者皆为著名学者，足可证明这一陷阱之难防，文史研究者需要百倍警惕。
二
落入“同姓名陷阱”，多数情况是研究者的偶然失误，但其危害却不可小觑。“同姓名陷阱”所造成的人物混淆，事实颠倒，往往会影响文史研究者对人物和事实的认知，从而作出歪曲历史的错误判断。
例如，康熙时期编纂的《陕西通志·经籍志》著录有王方庆《谏林》二十卷、《续世说新书》十卷、《神仙后传》十卷、《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王氏神通记》十卷、《新本草》四十一卷、《针灸服药禁忌》五卷、《袖中备急要方》三卷、《岭南急要方》二卷、《药性要诀》五卷，注称“俱广州都督咸阳王方庆撰”。如果以此著录来评价王方庆，一定以为他是政治家、小说家和医药学家。然而，这是将武则天时的两位王方庆合成的结果，并不是历史事实。政治家、小说家王方庆名綝，字方庆，以字行。咸阳人。武则天朝拜广州都督，有政声，当时议者以为有唐以来治广州者无出其右。官至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俄转凤阁侍郎，依旧知政事。曾与狄仁杰等劝说武则天召回太子庐陵王，使唐代政治得以稳定发展，为时人和后人所称颂。以老疾，授麟台监修国史，太子左庶子，封石泉公。同时另有医药学家王方庆，字不详，太原人，雅有才度，博学多闻，笃好经方，精于药性，武则天时监领尚药奉御，有药学著作传世。《谏林》《续世说新书》《神仙后传》《园庭草木疏》《王氏神通记》确为广州都督咸阳王方庆撰，而《新本草》《针灸服药禁忌》《袖中备急要方》《岭南急要方》《药性要诀》则为监领尚药奉御太原人王方庆撰。
落入“同姓名陷阱”而影响学术判断的现代学者也不少，这里仅举两例。其一，元代历史上有两个白贲字无咎者，王国维曾判断《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所收《鹦鹉曲》的原唱者是钱塘白珽之子白贲，徐朔方通过收集确凿材料并细致分析后指出：“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白贲字无咎的人，但王国维只根据现存的材料，断言《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鹦鹉曲》的原唱者是钱塘白珽之子白无咎，从而将杂剧历史推迟了七八十年之久。”由于落入“同姓名陷阱”，致使王国维对元杂剧的发展产生误判，后果自然是严重的。其二，今存《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版本署名“后学罗本贯中编次”，1959年上海发现《赵宝峰先生集》，卷首载有《门人祭宝峰先生文》，列名中有罗本，王利器认为此罗本即《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本贯中，生活年代正是元代中后期。后经查明，此罗本在清全祖望补修、王梓材等校定的《宋元学案·静明宝峰学案》补注中字彦直，其兄罗拱字彦威也是理学家赵宝峰门人，他们都是浙江慈溪杜湖人。元人戴良与罗本友善，其《九灵山房集》中有《寄罗彦直》《书画舫宴集诗序》等，可进一步落实罗本身份及为学旨趣，这就否定了其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之可能。而认定赵宝峰门人罗本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从而推导出通俗小说发展的一些结论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对于“同姓名陷阱”，前贤早有警觉，也曾加以提醒，避免人们落入陷阱。司马迁《史记》为汉高祖时的两韩信立传，撰成《淮阴侯列传》和《韩信卢绾列传》，前者曾封楚王，后者封为韩王，其生平大不相同，不能混淆。而梁元帝撰《古今同姓名录》，将同姓名问题提出，其后唐陆善经续而广之，元叶森再加增补，产生了广泛影响。明陈士元《名疑》、王世贞《艺苑卮言》、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均有对于同姓名的讨论。周婴《巵林》搜检《唐书》中双名相同者，得二百五十余人，单名同者因太多而未录。大家知道，唐以前中国人口还不是很多，人物多取单名，宋以后江南得到开发，人口激增，为了避免同名，双名成为普遍现象。即便如此，同姓名者仍大量存在，故明人余寅撰《同姓名录》十二卷，周应宾补一卷，清王廷灿补八卷，陈祥裔又撰《同人传》四卷，才使得同姓名资料灿然大备，嘉惠学林。然而，有了思想警觉，积累了相关资料，并不表明就不会落入“同姓名陷阱”。因为古今同姓名者实在太多，加之字号相同者亦复不少，使得人们很难避免落入“同姓名陷阱”。四库馆臣就批评司马迁“不知有两子我，故以宰予为预田恒之乱；不知有两公孙龙，故以坚白同异之论傅合于孔门之弟子。其人相混，其事俱淆，更至于语皆失实”（《古今同姓名录》提要）。然而，四库馆臣也同样落入过“同姓名陷阱”，前文已举例证，说明此问题具有一定普遍性，绝非庸人自扰。
三
宋罗泌《路史·同名氏辨》说：“耳目之所接，有不得而尽，世知孔子之谥文宣王，而不知齐之竟陵王子良与隋之长孙雅亦曰文宣王，汉两龚遂俱为郡太守，而两京房俱明《易》灾异。然则千岁之久，万里之远，其不约而合者，渠可既邪谁？”诚然，由于中国人姓、名、字、号、谥等相同者甚多，如《古今同姓名录》就录有十一王褒、八王吉、十王宏、九张良、九张敞、九张衡、十刘钦、十六刘宏、十四刘章、十二刘德等，而读者的阅读量毕竟有限，要将这些同姓名者区分清楚，避免落入“同姓名陷阱”，委实困难。
不过，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甚至不同个人，其表现还是有所不同。在经史等传统研究领域，由于学术积累相对深厚，学者们往往会注意“同姓名陷阱”，尽量避免落入。同为经学家，人们一般不会将西汉的孔安国和东晋的孔安国弄混。同为理学家，人们也不会将南宋初年的汉上先生朱震与南宋末年的坦斋朱震视为同一人。同为史学家，人们不会将编撰《彭门纪乱》的唐郑樵与编撰《通志》的宋郑樵混淆，也不会将北宋早期撰写《事类赋》的渤海人李淑与修撰《真宗实录》的徐州丰县人李淑牵合在一起。然而，在小说戏曲等研究领域，前人往往不以学问来对待，学术积累相对薄弱，人们对“同姓名陷阱”的警惕性不高，往往采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落入“同姓名陷阱”的可能性也就比较大。前面提到的白贲和罗本便属于此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长期在民间流传，不为主流社会的文化精英们所重视，故作者生平材料匮乏，而书商们往往通过署名来制造卖点，无意中形成白话小说作者的混乱，使得许多白话小说作者问题成为悬案。有的学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在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同姓名者为同一人的情况下，便将姓名相同者指实在为一人，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们似乎不害怕落入“同姓名陷阱”，反而主动往陷阱里跳，从而造成许多纷扰。
例如，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蒋大器在《序》中云“东原罗贯中”以陈寿《三国志》为依据作此书，而浙江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所附《续编》有戏曲家罗贯中，云“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其作有《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三种，郑振铎认为此戏曲家罗贯中就是小说家罗贯中，“他的生年，大约在元末明初”。这一论断成为《三国志演义》现代研究的学术基础。然而，郑氏并没有提供此太原罗贯中就是东原罗贯中的其他证明材料，就将二人捏合在一起，显然是不合学术规范的。其实，二人不仅籍贯不同，爱好不一样，而且戏曲家罗贯中的作品中居然没有一部是写三国题材的，很难与小说《三国志演义》产生关联。然而，大家都接受了郑氏的论断，愿意跳入“同姓名陷阱”，因为这符合人们的期待。
再如，明人李春芳曾编辑岳飞事迹为《精忠录》并作序，此序为通俗小说《岳武穆精忠传》采用；又编有《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并为之作序。此外，李春芳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也颇有交往。这几个李春芳均生活在明中后期，如果将他们当作同一人，就会得出不少关于中国小说史和小说批评史的重要结论。实际上也确实有人将他们混淆。然而，这三个李春芳籍贯履历各不相同，时间也略有先后。编纂《精忠录》的李春芳是海阳鹳巢（今广东潮州潮安）人，主要生活在弘治、正德时期；编撰《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的作者署名“晋人羲斋李春芳”，是山西人，主要生活在万历年间；而与吴承恩颇有交情的李春芳是扬州兴化（今属江苏泰州）人，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间。
由于年代相近而致混淆，这种情况在文言小说作者身上也同样存在。例如，明末文言小说《说储》作者陈禹谟，江苏常熟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举人。历官兵部司务、四川按察司佥事、贵州布政使右参议。平生喜著述，撰有《左氏兵略》《骈志》《说储》《经言枝指》《广滑稽志》《补北堂书钞》，皆传于世，钱谦益为其作“墓志铭”著录在案。而清人书目中，陈禹谟著作除钱氏所录外，尚有《经籍异同》《四书程文》等十多种。这十多种著作也许不是常熟陈禹谟所撰，因同时至少还有三个陈禹谟：一为江苏宜兴人，隆庆丁卯科举人；一为湖广夷陵人，隆庆庚午科举人；一为浙江仁和人，万历丁丑科进士。仁和陈禹谟举进士后授中书，擢监察御史，巡盐两淮，巡按江西，因争国本案被责，里居十年。后起补巡漕，升太仆卿，巡抚郧阳，转刑部侍郎，卒于官。他留有著作可能性最大，清人似乎未予关注。看来，文史研究确需谨防落入“同姓名陷阱”。
（作者：王齐洲，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