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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表音文字而言，书写符号所表达的信息来源于口语的音义。而属于表意体系的汉字，则是以线条笔画为基本书写单位、由构件组合而成的方块符号，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分析潜力。以汉字形体为依据，使用者往往能让汉字表达出音义之外的某些信息。例如，在某些特殊场合，人们可以用汉字的笔画、特征、构件甚至排序为依据，让某个与数词无关的汉字表达出数目信息。这种寓数于字的文化现象有久远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彰显了古今中外汉字使用者的才华和智慧。
计数时“写正字”，是汉字文化圈特有的现象。“正”由横竖交替的五画写成，以“正”表示五，不论是划记还是核对，都十分方便。相比世界其他地区需要另行借助非字划记符号而言，汉字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让许多汉字表示它的笔画数。
敦煌《降魔变文》中有“和尚得胜，击金鼓而下金筹；佛家若强，扣金钟而点尚字”的记载。所谓“点尚字”，就是逐笔写“尚”字计数，每个“尚”都表示十（折笔算作两笔）。这一习俗在出土文书《唐西州高昌县顺义乡户别计数帐》和《唐神龙二年白涧屯纳官仓粮帐》中都能看到。
在著于1657年的日本古籍《算元记》中，统计商品用的是“写玉字”法，每个“玉”都表示五，侧面反映了生意人求富聚财的心理。故宫博物院还有数块写着“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風）”或“春前庭柏风（風）送香盈室”等九个汉字的牌子。据《清稗类钞·时令类》介绍，这是宫中冬季“数九”迎春的道具“九九消寒图”。其中“句各九言，言各九画，其后双钩之……自冬至始，日填一画，凡八十一日而毕事”，这种寓数于字又连缀佳句的设计，让枯燥的冬日“数九”顿生情趣。
此外，笔画数是每个汉字都具备的客观属性。这使得人名、机构名等汉字条目可以借助其中汉字的笔画数进行排序，从而避免音序法受多音字干扰的缺陷。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就以简化汉字的笔画数为序入场，彰显了中国特色。
用非数字的普通汉字表数，更多时候是为了保密。汉字是构件组合而成的符号，自古以来人们就有将字形离合、重组、讲解、发挥的习俗。于是，一些和数字相关的汉字构件便成了寓数于字的有效手段。
我国对八十八、九十九和一百零八岁高寿分别有“米寿”“白寿”“茶寿”的雅称。“米”“白”“茶”本与数词无关，“米”的字形像倒“八”与“十”“八”；“白”可理解为“百”中减“一”；“茶”可分析为上部的二“十”与中、下的“八十八”，加起来恰好是一百零八。这个习俗传到日本之后，当地还出现了分别表示七十七、八十、八十一、九十、一百一十一岁的“喜寿”“傘寿”“半寿”“卒寿”和“皇寿”。《日本国语大辞典》解释，“喜”的一种草书像“七十七”连写，“傘”的俗体“仐”像“八十”，“半”可分解成倒“八”与“十一”，“卒”的简体“卆”像“九十”，“皇”则是上部的“百减一”加下部的“十二”。
此外，《通俗编·识余》记载，当时的金属行业用“豆、贝、某、長、人、土、木、令、王、合”表示一至十。其中，“某”在古代简写作“厶”，是“叁”的上部，表示“叁”；“令”指“捌”中的“另”，表示“捌”；其余八字，都是从大写数字中拆出的局部构件，分别代表“壹”“贰”“肆”“伍”“陆”“柒”“玖”“拾”。
清末玉器业也曾用“旦、竺、春、罢、悟、交、化、未、丸、田”加密一至十，因为“旦”下有“一”，“竺”下有“二”，“春”上含“三”，“罢”上像“四”，“悟”中有“五”，“交”上为“六”，“化”右似“七”，“未”下似“八”，“丸”字含“九”，“田”中为“十”。
汉字还可寄寓它在特定篇章中的序数。例如，“天”是《千字文》的首字，所以从《水浒传》开始就有了“天字第一号”的说法。清代当铺据此用“天、地、元、黄、宇、宙、洪、昌、日、月、盈、者、辰、宿、列、张、安、来”表示一至十八，标明一年半赎当期的月份数。和原版《千字文》比较，这里除了改“玄”为“元”以避康熙讳外，还把带有消极寓意的“荒、仄、寒”换成了音近的“昌、者、安”。
电报传入我国后，出于经济考虑，当时曾一度用“地支”以及《平水韵》韵目表示月份和日期。《平水韵》是当时文人烂熟于胸的诗韵字谱，其中的韵目都有固定排序。相对《千字文》、“干支”这些名篇而言，商家加密数字更倾向于个性化文本。同样是表示一至十，北京“荣货堂”以《说岳全传》中的“是非终日有，不为自己身”为记；“通学斋”则以《清夜吟》中的“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为约；“瑞蚨祥”则自拟联语“瑞蚨交近友，祥气招远财”悬于店内，将价格用汉字密写在商品不起眼处，供店员掌握。
寓数于字反映了古今中外汉字使用者对这一书写符号的独到理解，展现了汉字在记录语言之外的信息表达潜能。这些寓数汉字，一方面在笔画、形体、结构、排序上要符合数目表达的条件，另一方面在音义上也需符合公序良俗，满足人们趋吉避凶的文化追求。挖掘和探讨这类民俗用字现象，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语言文字学研究有积极意义。
（作者：蒋志远，系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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