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和传播。过去二十多年，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推出了“中华学术外译”“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等翻译项目，不断拓展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渠道。本文谨以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和传播为例，浅析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一

  译作能否被广泛接受，跟所翻译内容、翻译质量以及读者的文化心理、阅读习惯等都有直接关系。

  选择合适的翻译内容。中国文学作品卷帙浩繁，不同的作品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影响力。在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要优先选择这样的作品来进行翻译：具有一定的流传性、经历了一定时间的检验、具有较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能够触动人的心灵、能产生扬善抑恶的效果。关于这些标准，大家都有共识。同时，所选的作品还应具有巨大的多向阐释空间，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多层次解读，这样的作品才能满足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读者的需求。在这方面，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最具代表性，仅《红楼梦》就被译成了近30种外国文字。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外国人既希望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又渴望了解中国成功的密码以及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因此，除了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还应翻译更多反映当代中国人生活的作品，这样更有利于建构外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

  尊重外国受众的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由于中外文化差异，我们对外国受众的文化心理和阅读习惯把握还不够准确，翻译的一些作品外国读者并不喜欢。译作的受众分为普通读者和专业读者两类。普通读者比较关注译本语言和表达的通俗易懂，专业读者更关注译本内容的思想性、艺术性。翻译作品时，除了要注意文字、语法的准确性，还要考虑译作受众的身份、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等，后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的接受度和传播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外国读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接受中，作品的非文学价值受重视程度要大于作品的文学价值，一些译者以满足读者需要为由，或者为商业利益所驱，对原著随意删改，既影响了原著的完整性，也损害了中国文学在国外的形象。因此，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时，对外国受众应理解而不迎合、尊重而不取悦。

  选择合适的出版机构。成功的作品外译，翻译发起主体多为国家大型出版社,同时多采用中外出版机构合作的方式。这是因为国内大型出版社翻译力量比较雄厚，而国外出版社最了解当地读者的接受习惯和市场需求。中外出版机构合作翻译中国文化文学经典作品，能在最大程度确保译文准确性的同时，又让译文在国外更有传播力。以《千字文》的外译为例，早在18世纪，《千字文》就被外国传教士翻译到西方，到甲午战争前，平均每10年就有一个译本出现。但这些翻译文本，要么语言晦涩难懂，要么存在各种错误，有的甚至还夹带私货，在译文中加入宗教内容。后来，一些汉学家和中国译者加入《千字文》的外译，但由于译者背后缺少大型出版机构的支援，翻译和出版过程中依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直到21世纪，《千字文》的外译才逐渐采取与以往不同的方式。中译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华语教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等国内专业出版社以及新加坡的Aisapack等外国出版机构加入进来。这一时期外译的《千字文》，不仅内容更加准确，而且尊重原文文体特点，译文韵式齐整，读起来朗朗上口。近年来，为推动中国图书外译，国内出版社积极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已取得不少成绩，这非常值得肯定。

  选择合适的译者。英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认为，“任何一种重要翻译都应该由两个译者共同完成——一个是惯用目的语的译者，另一个是惯用原语的译者”。具体到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要中外译者通力合作。第一种合作方式，母语为外文的译者在母语为中文的译者的帮助下充分理解原文后进行翻译，比如《红楼梦》译者杨宪益与戴乃迭，二人是夫妻关系，杨宪益的中国传统文化造诣深厚，且曾留学英国，而戴乃迭的父母都是英国人，但她小时候曾在中国生活，对中国文化十分感兴趣，还是牛津大学首位中文学士。杨戴二人以“双剑合璧”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他们翻译的《红楼梦》成为英语世界最负盛名的两个版本之一。《道德经》（译者马悦然与陈宁祖）、《红高粱》（译者陈迈平与陈安娜）、《狼图腾》（译者葛浩文与林丽君）等的外译也都采取这种方式。这些作品的两个译者，一个母语为中文，一个母语为外文，在翻译中，双方密切配合，取得了“1+1＞2”的翻译效果。第二种合作方式，母语为中文的译者完成翻译后，由母语为外文的译者进行润色审稿。比如，我国著名翻译家许梦雄当年翻译完《子夜》，巴恩斯对译文进行了加工润色；翻译完《暴风骤雨》，戴乃迭和陈必娣对译文进行了润色修改。不管哪种翻译合作方式，都需要既熟悉中文、又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翻译者的协助。可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翻译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太少，这成为制约中国文化走出去在翻译环节的一大障碍。从长远计，一方面我们要助力中文在世界上的推广，让更多外国人了解中文、掌握中文，为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打下基础；另一方面，要为中外译者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提供便利条件和必要支持。

二

  一部文学作品要走出去，翻译只是第一步，在翻译之外，还需要做好传播推广。

  媒体传播在宣传推介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媒体包括报纸、期刊、网络等不同类型，虽然网络媒体的受众更多，但从传播效果看，外国读者似乎更认可刊登在报纸、期刊尤其权威报刊上的图书推介信息。以法国为例，《世界报》《费加罗报》《解放报》等法国全国性日报都会定期发行文学副刊，刊登书界新闻和文学评论，是各大出版社推介图书的重要阵地；《文学杂志》等刊物也是传播书讯的重要平台。中国当代作家余华、毕飞宇、残雪、池莉、韩少功、贾平凹、刘震云、苏童、王安忆等人的法译本作品在法国十分畅销，法国权威媒体的推介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来自欧洲媒体报刊数据库的相关文献显示，过去三十年，法国各大报刊对上述中国作家都有较为持续、稳定的关注，对他们的报道从几十篇到上百篇不等。有意思的是，法国报刊对这些作家及作品的报道与这些作家的作品在法国的发行量和受关注度呈正相关态势。这给我们提供了经验：中国文学在走出去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国外权威报刊的报道和书评，一些书评有时甚至能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

  图书馆被称为“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灯塔”。进入图书馆的图书，流传的时间更久，传播的链条更长，影响的人也更多。因此，图书馆馆藏量是衡量图书传播力、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红楼梦》译本被451家海外图书馆收藏，霍克斯、闵福德的《红楼梦》译本被616家海外图书馆收藏，它们是业界公认的《红楼梦》最好的两个译本。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走出去的典范之作，葛浩文与林丽君翻译的《狼图腾》，更是被1112家海外图书馆收藏。由于缺乏营销渠道，一些优质中国文学作品，可能一时无法在外国图书市场取得突破，但可以先通过赠阅等方式进入外国图书馆。一旦被外国知名图书馆收藏，就说明该图书不仅质量过关，还是人类文明进程和文学史发展中值得留存的材料。有了图书馆的认可，再进入当地的图书市场，就会减少很多障碍。

  很多影视作品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影视作品热播带动文学原著热销的例子比比皆是，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比如，今年3月，改编自刘慈欣长篇科幻小说《三体》的同名电视剧在美国播出后，带动了《三体》英文版小说的热销。近几年，很多泰国年轻人自发组织翻译《兰陵王妃》《琅琊榜》《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中国影视剧，由此也带动了相关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在泰国知名度的迅速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可借鉴这方面的经验，不拘泥于直接以外文译作的形式走出去，可以先改编成电影、电视、歌剧、舞蹈等，借助这些艺术形式在国外形成影响、获得口碑，然后再推动译作走出去。

  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最终目的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小学生正处在求知欲最强的阶段，若能引起外国中小学生对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兴趣，那将对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极为有利。在我国，莫泊桑、莎士比亚、海伦·凯勒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不仅被列为中小学课外推荐读物，有的还进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目前，很多国家兴起“汉语热”，可以尝试推动中国文学作品进入外国教材。若能成功，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产生深远影响。

  从实践中看，中国文学最近几年走出去的道路越来越顺畅，这背后是一个日益强大起来的中国。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而文学是了解中国最为重要也最为便捷的途径之一。热爱中国、关心中国的外国读者越来越多，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土壤。有了读者，出版机构就有动力去关注和挖掘中国作品，而走出去的中国文学作品越多，就越容易形成集群效应，读者群也就更加稳固。正如作家麦家所说，今天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都有中国的声音、脚印、影响力，它强大到已经无人敢忽视，世人都想了解它，而文学作为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最便捷的途径，便迎来“鸿运”，受到瞩目。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牵涉面广、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因此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对此既要坚定信心，也要保持耐心。同时，文化的交流是心灵的交流、情感的沟通。这提醒我们，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须力戒焦躁心态或强加姿态，应坚定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差异，敞开心扉与世界沟通交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活力和魅力。

  （作者：王建华，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