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光明日报】
光明日报是思想文化大报、国家级的学术高地。我一生有幸与光明日报结缘，光明日报也见证和扶持了我的全部创作生涯。60年前，我只在海军内部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篇不足两千字的散文，第二篇习作就登上了《光明日报》。这对一个20多岁的小青年从事写作，是怎样的一种鼓励？难以言表，不言自明。
我的人生有两个转折点，都跟光明日报有关。1965年春，我复员回到原来的工厂。战士复员应该回车间当工人，到车间报到却被拒绝。车间刚接到厂部通知，让我回厂长办公室报到，给厂长冯文彬当秘书。我问厂办的机要秘书、也是刚转业的空军上校陈柯里，为什么选我当文字秘书？他讲厂长亲自下令，当然是因为你能写。厂长怎么知道我能写？他说你上过中央大报啊。我没有当面问过厂长，不知是老陈看过光明日报，还是厂长读过我的文章。那个时候全厂近万人，恐无一人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更不要说中央级大报。更为重要的是，假如没有给冯文彬当秘书的经历，或许后来我就写不出“乔厂长”。
10年后的1975年秋末，《人民文学》杂志原小说组组长许以到天津找我，为第二年复刊约稿，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我，而且直接找到工厂。她说是在《光明日报》上读了我的小说《前锋》。于是有了后来的《机电局长的一天》和《乔厂长上任记》，我想跟文学“脱钩”都不可能了。
《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但最初也曾遭致激烈的批评，谣言亦随之铺天盖地压过来。我心里自然憋气，这时是光明日报率先发长文支持“老乔”。分量非同一般，让我倍感温暖。随后其他报纸也发文肯定了“老乔”。
或许是我“自作多情”，我一直以为光明日报对我格外关照。1986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发表。我很惊讶《光明日报》竟发表了学者夏康达先生写给我的关于这部小说的长信，我理所当然赶忙写回信，回信很快也见报了。当时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排练了由《蛇神》改编的话剧，正面临着还要不要继续演下去的争议。《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这些通信似乎间接帮了这部话剧，后来演出得以继续。
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大多是文学作品，有小说、有散文、有杂文，也有报告文学，不论是哪种体裁，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修改打磨，但是有一次写作经历让我感受到另一种创作的酣畅淋漓。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举世瞩目，当晚我应约开始为光明日报写观赛随笔专栏。我自小喜欢运动，自国内电视台转播奥运会开始，每届都会追着看。北京奥运会直播没有时差，我看得真切，写得及时，一天一篇，那次跟光明日报两周的合作，特别轻松愉快。以往给光明日报的稿子都会反复掂量，得是自认为最隆重、最高规格的，才会投出。但评论体育运动，是我的强项，是快乐，是享受，写起来一气呵成。
这两年，光明日报在头版推出了《烟火人间》栏目。这个栏目名字好，接地气，烟火人间，凝聚着社会的活力和希望。我每年都要去基层走访几次，记得曾到过深圳的光明区，那里聚集了诸多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产业，白昼一派繁华，夜晚灯火通明。站在高处纵目远眺，万家灯火尽收眼底，那时我有无限的感慨和遐思。后来栏目编辑约稿，便欣然成文《感受光明》，这与报纸的名字也颇有些相映成趣的味道。
跟光明日报交往几十年，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那些编辑们。光明日报最让我感动和感谢的地方，就是作为全国独一无二的思想文化大报，最早发表的我的几篇作品，都是自投稿。我不认识报社的任何人，也分不清各个部门，只知道地址，写好就寄去了，竟没有一篇退稿。用老话说，光明日报就是我创作生涯中的“贵人”。1980年，我在北京文学讲习所读书，光明日报的编辑乔福山来看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真实”的大报编辑，宽和温煦，谦谦君子，一肚子学问。他与光明日报给我的感觉太一致了。此后我们经常通信，他写一笔好字，我尊他为老师。后来又跟报社不少的编辑联系，他们都让我感到春风拂面般亲切。
2018年12月，我获评“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这对现实题材的文学创作无疑是一种鼓励，我也受益于这份创作。我与光明日报的交往似乎有着命中注定、水到渠成的缘分。回首过往，特别想说的是，多亏有光明日报，从幼稚到老迈，我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的帮助！
（作者：蒋子龙，系中国作协原副主席，本报记者刘江伟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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